清末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研究

目前学界对近代留学史的研究中缺乏对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充分论述,而法律史学者的研究则并未涉及《法政速成科关系资料》这份重要的资料。据这份资料的显示,政法速成科系曹汝霖和范源廉两位留日学生发起,得到梅谦次郎和志田钾太郎等一批杰出教员的支持而启动。自1904年到1908年,政法速成科共招收五班1885名学生,培养了夏同龢、汪兆铭(汪精卫)、程树德、居正、沈钧儒等清国和民国时期的政法精英。作为一个一时的策,其成就是突出的,但是其学制太短、教学深度不够的问题是不可否认的。而这批留日学生因此段经历而产生的亲日作风以及因此对中国近代史造成的影响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清末的法政教育

法政大学是清末培养中国法政人才最多的日本学校,在国人留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法政大学速成科因中国留学生而起,亦因之而衰。其毕业生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近代法政教育的知识人群体。他们不仅遍布清末的政、法界,在教育界同样广泛存在,对清末各法政学堂的创建以及法政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贡献良多,是清末法政教育的主要力量。

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与辛亥志士的考察

法政大学是日本于1880年创办的以培养政法专业人才起家的最早的综合大学。1904年至1908年开设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专门接受清朝政府派遣的法律、行政、政治领域的留学生约2117名。法政速成科入学的特点是不设复杂的考试程序,仅凭驻日公使的介绍信即可入学;其次是直接从清国北京进士馆接受品学兼优的"清国绅士"入学,并由中国人担任教学翻译,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在1905年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会员963人中,约860人为中国留学生或当时身居日本的华人,法政大学的中国在校生几乎全体参加。其与中国近代史以及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可以想见。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国家,立法改革与清王朝兴衰的交叉点,留日学人历经跨越时空的精神体验和史无前例的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多元课题。在长时期内,法政大学的毕业生与国家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

杨度君主立宪思想论解——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教育影响为中心

杨度在"清末新政"时期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在反对君主专制的立宪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1907年,他在自办的《中国新报》上发表的14万字"金铁主义说"长文,系统地阐述了立宪法、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君主立宪思想,而此文发表的时间恰恰是他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接受了系统的宪政教育后不久。因此,杨度在文中所用概念、知识和理论俱与其所受留学教育有密切关联,但至今学术界尚缺少具体深入解析。

梅谦次郎与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创办

梅谦次郎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法学家,现行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他在担任法政大学总理期间,为希冀赴日学习法政的中国留学生开办速成科。从制定学则、延揽名师到亲自授课,事事躬亲。速成科学制虽短,但课程规划和设置较为科学,且所聘请教师多为当时日本法学界的领军人物,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教学质量。许多学生赴日前已取得举人、进士功名。尽管速成科曾遭遇种种诟病,但就具体的历史情境而言,速成科在社会转型时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改革人才,他们在清末民国的政治、法律舞台上表现活跃,影响深远。

清末中日两国的跨境合作办学活动——以日本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为中心

在中日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作为跨境合作办学的产物,日本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成立于1904年5月。在它存在于世的4年间(1904.5-1908.4)共培养出1215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当中不乏清末民初法、政界之翘楚,为近代中国政法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将关注清末中日两国在政法领域实施的跨境合作办学活动,主要围绕日本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跨国教育目的、办学模式、实践状况等进行探讨,并阐明其特征及影响。

《清末知识人的国家建制构想——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中国留学生为中心》出版

陈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27万字,118元主权、国民、国体、政体等现代国家观念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批判传统家国观念、追求现代宪制之路的主要思想利器。本书作者发现,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追求君主立宪道路的“改革派”,与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追求民主共和理想的“革命派”,在阐发未来中国体制构想时,均受到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文章所传达的思想也有相同的学术来源。

从刑名师爷到法科留学生——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阮性存的早期人生

原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睢宁的阮性存,23岁应县试成功,次年开始习幕。在江苏各县任幕六七年间,刑名师爷阮性存得掌握《大清律例》等知识,历练人情世故。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阮性存赴日留学,进入私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二班,修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后因家事错过了毕业考试。回国后,任浙江法政学堂教习,当选省谘议局议员,与陈敬第、沈钧儒等发起创建浙江私立法政学校。阮性存目睹了整个光绪朝的战争与缔约、立宪与修律,也亲历了宣统朝接二连三的改革。从秀才、幕友、法科留学生,到法政学堂(校)的教习、创建人,其早期人生极为丰富。由他的经历,可探询生于光绪朝开始前后的一代读书人所见证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折,也可窥见清末民初的社会和法政之变迁。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教育成功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速成教育主要有师范科、法政科、工艺科等专业;因学习一年左右即可毕业的较短年限,致使留日学生趋之若鹜,形成20世纪初年的"速成科时代";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对晚清社会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

清季法政人物许同莘久已逸出法史论说的脉络,然其经历和思想却颇能代表"过渡时代"中的似旧还新者。其以举人之身,公费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卒业后,以家世关系,入张之洞幕府,并任职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参与民事习惯调查和新刑律的修订工作。经历可谓跨越幕职、郎曹两面,传统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议论介于中西、新旧之间。其法学理路坚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然在趋新的世风下,加以学力限制,许氏未能得行其志,留下后世声名者,惟其邃于传统幕学的《公牍学史》。其法学理路与实际所成相距甚远,正是西法东渐浪潮下法政人的一个无奈缩影。

晚清日本《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及其时代特征

晚清日本法政大学为清国留学生举办的法政速成科是近现代中日交流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其所组织刊行的《东洋》杂志,与著名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皆采用独特的汉文形式出版,但长期以来缺乏讨论。1906年8月该杂志先由法政大学校友发起,后改由校方主办,曾经受到当时政界、学界人士广泛关注。在主笔久保天随主持下,不仅收载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历史、宗教等领域专业学术论文,更对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清朝内政外交多有讨论,具见当时主事者试图以智识启发影响中国、进而统治经营"东洋"诸国之用心。其所蕴含之思想特征较为复杂,且表现出诸多层次,对于今日了解20世纪初年日本知识精英对于晚清政治改革的历史见解很有借鉴意义。

日本法政大学粤籍学生考论

1904-1908年间,法政速成科的入学人数超过1868人,名字可考的粤籍留日生有87人,毕业生则有77人。清末粤籍留日学生在法政速成科毕业后,有人继续升学亦有人选择回国。回国者从事教育,任职广东法政学堂,培育法政人才;亦有人通过学成考试、入官考试,踏入仕途。部分粤籍留日生对清政府抱有幻想,鼓吹保皇立宪,也有相当部分人在日本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后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走上革命的道路,为推翻封建王朝贡献了伟大的力量。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引发了两场论战。不论是在鼓吹立宪还是在宣传革命的过程中,粤籍留日生共同唤起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参与政治的觉醒,促使民主革命运动迎来最终的胜利。

孟昭常留日活动及思想考略

孟昭常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但其事功如昨日云烟,难觅踪影。孟昭常及其兄孟森的留日时间并非之前1901—1904年的"定论",而是1906—1907年。孟氏兄弟也并非日本法政大学的正规学生,而是在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学习,且并未正常毕业。孟昭常在日本组织发起法政学交通社,出版《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希望通过翻译西方宪政书籍,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以此挽救中国于危亡之际。

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籍中译本之流布

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的中译本在日本出版之后,主要通过轮船寄至中国,由指定书店销至各地;在国内书籍销售中采用了报刊广告等近代化营销手段;监狱类书籍还通过封疆大吏以地方法政考试用书的方式,大量订购,流向官场读者;在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主持编纂并赠送清朝皇帝大臣的宣扬明治维新成果的《开国五十年史》丛书中,也有监狱书籍。通过这四条书路,日本近代监狱改良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

管窥清末“新政”之失败——从清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的角度

“新政”时期，清政府积极倡导学人留日以挽救危亡。但在实施过程中，准备不足、措施失当：留日生的资格审查缺乏具体细致的标准；对在日留学生思想控制过严，限制了创新发展；留日教育以速成、普通教育为主；归国考试录用以经义之论为主。总之，清政府本着“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追求“思想旧，本领新”的人才，如此这般“新政”失败在所难免。

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编译出版考析

《法政丛编》是近代中国第一套正式出版的大型法政丛书,开辟了西法东渐的新格局,对中国近代法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法学的生长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对该丛书的编译者、编译方式及出版情况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以厘清相关史实。

关于中日法律教育制度之我见

从中华法到今日中国之近代法,中国有'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法律教育制度也因此有着悠远的历史。同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制度上的相互影响亦不绝于历史长河之中。本文一方面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法律教育制度而达到借古以鉴今之目的,另一方面考察当今中日两国的法律教育状况,以图以他山之石为我国法律教育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个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