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周边地区唐代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

初唐时代,成都地区有着独有的佛教美术造像样式,而这种样式是承继南朝佛教美术、接受了西域美术的影响,构成了独特的成都样式。成都蒲江飞仙阁初唐石窟造像正是在成都样式和北方石窟寺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很多学者在探索唐初成都周边石窟样式总是从外来地区去寻找其源流,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索隋唐时代的唐代佛教美术样式时候,也许应该有成都样式这样的思维概念。

宗教艺术迁演中的造像样式变异--以晋江草庵摩尼光佛石像为例

为适应不同传播地的社会文化,宗教艺术在宗教传播过程中发生着迁演变化,以至于某些宗教教属因此而被"误读"。外来入华的摩尼教为传播教义,吸引信众,突破了"不拜偶像"的诫规,在晋江草庵塑造"佛身道貌"的摩尼光佛石像。然而,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该石像被信众当作释迦牟尼佛供奉。本文从宗教艺术的一般理论出发,分析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样式变异及其原因,并回顾草庵石像教属"误读"与正源的宗教艺术史事,以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样式变异这一具体宗教艺术的迁演事例,进一步佐证和回应宗教与艺术的相互关系。

成都出土石刻阿育王瑞像研究

自1937年至2014年,成都地区陆续出土了9件南朝梁至北周时期的石刻阿育王像。这批造像是目前所知最重要的阿育王像实物资料。结合造像题刻及相关文献可知,这类造像的性质为瑞像。阿育王瑞像的样式受到了犍陀罗、马图拉造像的影响,但同时又有本地特色。综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莫高窟第72窟的壁画可知,阿育王瑞像的样式是通过先丈量造像,然后按比例临摹的方式传播开来的。阿育王瑞像分像身、头光、莲座等三部分示现的灵瑞故事,实际上是佛教文献对造像结构的神秘化叙述。

论佛教考古研究中的“模式”

宿白先生提出的"凉州模式""云冈模式"是中国佛教考古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佛教造像"模式"成立与否的论证应建立在考古类型学的分析之上,并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其存在的可能性、来源及影响等。佛教造像"模式"成立的标志是:是否在内容上自成体系、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是否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长安模式"是否成立是目前佛教考古学研究中亟须解决的学术问题。

巩县石窟寺所见同州、河府石匠题记研究

巩县石窟寺中存有大量造像题记,其中部分题记的内容为石匠籍贯和姓名,十分珍贵。第1窟外壁第37龛下的同州、河府石匠题记,一般认为是北齐天保九年(558)所刻,文章通过考证“河府”所在之处和设立之年代,认为此题记时代当为唐开元九年(721)以后。同时,还分析了此题记所反映的唐代.工匠流动现象,即同州、河中府的工匠会与邻近的工匠集团进行合作,或结伴前往某地进行开窟造像,且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流动性在当时及以后是较为频繁的。

宋代文氏一系工匠与宝顶山石窟寺的营建

两宋时期,川渝地区石窟开凿主要活跃在盆地东南一带,其间当地涌现出一批以营窟为业的工匠。来自普州的文氏家族自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有六代人从事佛工,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兼具时代风貌与个性特色的造像样式,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石窟艺术风格的走向。13世纪进入营建高峰期的宝顶山石窟,在作风上继承并发展了文氏一系样式,通过造像类型比对并结合其他因素,初步判定文氏家族当年参与了此山的建造。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上)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汉地的影响,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尤其在元代之后,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下)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 ,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 ,“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 ,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 ,汉地的影响 ,无论在前弘期 ,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 ,尤其在元代之后 ,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 ,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 ,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 ,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藏传佛教造像的流派与样式(下)

六、蒙古地区造像元朝上层一度风靡的藏传佛教遗物有甘肃黑城子、北京居庸关、杭州飞来峰等。此外据《元代画塑记》元上都(今内蒙正兰旗)还有阿尼哥所塑的佛教及道教像,实物现已无存。

云冈石窟多头多臂像风格探析

云冈二期现存多头多臂像有三头四臂、三头六臂、三头八臂、五头六臂四种类型。表现的是以毗纽天、鸠摩罗天、摩醯首罗天为代表的“诸天神将”。其造像样式既带有印度、波斯、中亚雕刻风格,又体现出中国本土佛教造像的审美特征。多头多臂像取材于云冈石窟的开凿者昙曜所译密教经典《大吉义神咒经》,反映其宗教思想,旨在通过咒术密法“护持国主”,调和神权与封建王权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