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征集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碑撷珍

佛教造像碑是佛教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并成为此期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山西博物院征集北朝时期的造像碑数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艺术价值。

“孝敬皇帝”造像碑探析

造像碑是佛教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造像与铭文结合的特征,并起着记功载德、禳灾祈福的作用。文章对“孝敬皇帝”造像碑的造像艺术、造像题材和雕凿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此造像碑有盛唐时期的石刻雕刻艺术特点,其涵盖的内容对研究唐高宗与武则天对于太子李弘的亲子之情具有较高的实物史料价值。

唐代河东地区冯氏家族的佛教信仰与供养活动研究——以冯法师等造像碑为例

山西省运城博物馆藏冯法师等造像碑出土于今运城市盐湖区,当镌成于唐垂拱年间(685—688),其目的是为天皇天后及先亡父母亲人等供养祈福,充分展现出初唐河东地区冯氏家族的佛教信仰与礼忏心理。从中可以窥见武周时期地方官僚网络与佛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补充了河东地区冯氏家族的相关历史信息。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再论室利差呾罗双面造像碑形象、身份及年代——兼谈缅甸佛教艺术的起源

20世纪70年代缅甸室利差呾罗出土一件表面磨损、无铭文的双面造像碑。本文认为应先读“座椅面”形象确定图像来源及年代,再推断“人物面”形象、身份。造像碑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勾勒了佛位于窣堵坡或精舍之中接受供养并有三身护法像守护的场景,是缅甸佛教艺术起源的最早像例之一。

河南地区北朝佛教的发展与造像碑的相关问题探究

造像碑出现至兴盛的整个过程主要聚集在北朝时期,集中体现了当时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它既有中国石碑形制的特点,同时具有宗教特征。河南地区造像碑的出现,除受到长期兴盛的石碑制度影响,还受到佛教在河南境内的发展和推动。民众发愿供养造像碑在坊间乡里盛行,见证了佛教逐渐兴盛的过程,更体现出北朝时期民间书法的演变发展和选择。本文主要对河南地区北朝佛教的发展以及造像碑石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造像碑研究综述

麦积山第133窟藏有18块完整的造像碑,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对这些造像碑的发现、题材、风格、雕刻时代、入藏时代等问题作了探讨性论述。

关中北朝造像碑龛楣道教图像考释

通过对关中地区道教与佛道混合造像碑上的一些典型石刻图像进行考释和解读,可以发现当时佛道信徒在建造造像碑时就把早期的神仙传说题材作为其进行创作的思想源泉,在造像碑上刻画大量表现传统宗教中的长生和成仙思想的图像。这对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整体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该地区造像碑从一开始就与我国传统宗教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特征。

药王山《谢永进造像碑》的年代与摩尼教信息解读

本文是对一件被忽视的老材料的详细观察和解读。《谢永进造像碑》现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图一），具体出土时间和地点不详，原存耀县范文正公书院，1936年迁耀县碑林，1955年迁耀县文化馆，1971年迁耀县药王山至今。最先对此碑进行介绍的是石璋如先生，1943年他到耀县实地考察，其报告《陕西耀县的碑林与石窟》10年后才得以正式发表，文中对该碑做了十分简略的描述，描述文字只有两百字左右。

北齐王胜族造像碑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方北齐造像碑,是一位热心文物保护的老人1985年7月在北京市宣武区枣林斜街181中学校院内发现、收集并于次年12月赠予北大图书馆的.

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

佛教造像碑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寺院的重要遗存，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造像碑的造型演化和区域特征做了具体研究。首先基于地区风格，把造像碑分成中原东部地区、西北地区、苏南地区和成都地区四部分，并着重就前两部分进行了分期，揭示出造像碑形态变化的基本规律。继而将中原东部地区和西北地区造像碑划分成10个小地域部分，并论述了各自的特征。文章还探讨了造像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区域风格成因，认为分期分区是全面研究造橡碑艺术的基础，也为其它佛教单体石造像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时间与空间之标尺。

东魏北齐造像碑研究

本文以考古发现及馆藏的纪年东魏—北齐造像碑为对象,根据表现形式将其分为扁体造像碑和方柱造像碑两大类,再根据碑像类型等进行类型分析,将造像碑分为东魏初—北齐初,东魏末—北齐末两期,并归纳其时代特征。通过造像碑的纪年及分布区域分析,发现造像碑集中出现于豫北、豫西地区,东魏时期有少量出现于晋西南和鲁中。到了北齐时期,向晋中南、鲁西南、皖北扩张。从类型来看,以扁体造像碑为主,占全部的近八成。方柱造像碑主要流行于北齐时期,分析其类型、样式可知,应当为佛塔的模拟。从造像题材及发愿文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造像碑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向,结合供养人的身份,说明当时的中下层信众更加重视供养行为本身。

北朝关中地区造像碑题记书法的艺术特征

北魏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过渡时期,这时形成的"洛阳书体"对后世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北朝关中地区的造像碑题记的书体风格与之相比较有着自己的风格。文章通过对北朝关中地区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造像碑题记书法特点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北朝道教造像再考察——以造像碑为中心

本文对北朝道教造像碑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期,在此基础上,对北朝道教造像碑主尊造像与魏晋壁画墓墓主形象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道教造像样式应来源于传统文化因素的观点。最后,通过实物与同时期道经中有关尊神名号、衣冠制度等文献的对比,认为早期道教造像系统具有较强的民间性。

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研究

《然州武猛从事汲郡口口口口口率诸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碑为北魏时期典型的四面造像碑，其造像题记布局格式揭示了北魏造像题记的安排规则，这种规则对造像碑命名有重要意义；其造像题记用字丰富，不仅补充了魏碑字库的字量，提供了辨识碑体字的依据，而且揭示了魏碑用字的特点。正确解读该碑题记格式和释读字词内容，为进一步发掘该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泰山北齐造像碑记与敦煌“白衣佛”问题新证

敦煌莫高窟有五铺主佛身着白色衣衫的说法图壁画,为北魏和西魏时期所绘。关于其身份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多数都是从宗教史或佛教典籍的角度进行揣测。泰山地区发现的一通北齐佛教造像碑底座恰有"白衣大像"题名,成为研究敦煌北朝"白衣佛"问题的新证据。这一发现证明,白色与弥勒的关系在佛教经典和艺术现实中如此密切,"白衣佛"正是弥勒无疑。

探寻“有形”与“无形”的空间——记泾阳文庙北周佛道造像碑

泾阳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泾河下游,距离西安市北偏西54公里.泾阳文庙位于泾阳县城文庙街.目前泾阳文庙作为泾阳县博物馆藏有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佛教石刻造像等近千件文物.石刻造像中有一通北周时期的佛道混合四面造像碑引起笔者注意,经过一番思考,现将研究心得介绍如下.……

陕西延长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调查

延长县位于陕西北部,距延安72公里,由于延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县,故名延长[1].……

陕西富县博物馆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读

通过对富县博物馆藏北魏隋代造像碑研读,初步分析了图像,发愿文与图像的关系,并探讨、比较了其中雷氏家族造像碑图像的时代风格、特征,认为:尽管姓氏相同,只有将表现形式赋予的主体联系起来,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信仰关系才能合理的重构历史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