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墙酒吧造反”前后同性恋文学在美国的演变

同性恋文化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同性恋在社会上的尴尬处境,反映这种现象的文学作品在美国一直处于隐秘状态。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同性恋文学才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其演变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捩点。第一个是在20世纪中叶,金西的两部专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问世,为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科学的证据。于是各种描述同性恋的作品纷纷出现,包括戈尔·维达尔的小说《城市与柱石》。第二个转捩点是在1969年,“石墙酒吧造反”在纽约市爆发,使美国同性恋文学走出冷战意识形态的阴影。同性恋解放运动随之兴起,形成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文学”这一领域,出现了丽塔·梅·布朗的《红果丛林》等以“直言不讳”的叙述为特点的作品。美国文坛崛起的这种叙述形式摒弃了以往将同性恋描写为一种病态的做法,瓦解了主流社会将同性恋者描绘为另类的神话,否定了将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这两种身份视为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二元思维模式。这两个转捩点标志着美国同性恋文学先后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赢得解放。但作为弱势群体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同性恋文学从未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它所得到的解放也只是不再遭受麦卡锡时代那样赤裸裸的迫害而已。

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及其在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

巴人的《莽秀才选反记》将沉淀在农民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纳入艺术视野，进视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惰性．这一主题与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思、批判双峰并峙，在历史小说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作品采取历史还原的创作方式，将狂放、泼辣的风格与生活化笔法相结合，使作品文本的语言和叙述充满了张力．

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

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既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和深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又在历史小说中引进文化反思意识,从而使其成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中极具个性,又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文本,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造反与招安的表面矛盾及宋江的心路历程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又造反又招安。在对宋江曲折的人生道路的解读中体察并接近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可以阐释其在造反和招安的表面矛盾后隐藏的深层秘密:抱负与地位的落差是宋江造反的能量基础;主观上不愿终生与主流社会为敌,不愿永远做"乱臣贼子",客观上梁山的经济问题、暴力问题难以合法而有效地解决,是他被招安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招安帷幕下的造反思想探析

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在《水浒传》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招安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曲笔手法,鼓励造反才是最终目的。水浒英雄最后悲剧结局的现实意义则是歌颂造反思想的伟大,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屠杀功臣的罪恶行径。

永恒的悲哀——解构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启蒙情结

美国文艺理论家米勒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式”,巴人通过《莽秀才造反记》中的历史叙事,既呼唤劳苦大众奋起抗争,又批判了劳苦大众抗争行为的残暴、无序,发出了历史永恒悲哀的感叹。

造反者与取经人——孙悟空形象的双重性

孙悟空具有造反者与取经人的双重性:作为一个造反者,他的宗旨是反对传统的束缚,要求最大的自由;作为一个取经人,他的宗旨是实现理想,造福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孙悟空体现了吴承恩对现实的态度、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无力改变社会的矛盾心理。

反思马丁·路德在农民起义、使用暴力和反对造反三方面所受到的批评

从学界对路德政教关系之中的农民起义、暴力使用和造反政权三个批评,来反思路德政教关系学说特别是两国论(两个国度论)本质,虽有合理之处,但在根本上并没有抓住路德学说的本质:一则路德两个国度理论的本质是基督徒要受到教会这只上帝的右手与君王政权这只上帝的左手的同时统治,二则关于反对政权的造反问题,路德认为,本质上,政权是换汤不换药的,完美的国度无法在地上被实现,君王对上帝使命的玩忽职守,将由上帝而不是臣民来惩罚,因此路德只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三则路德反对针对当权者的造反和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暴力,但是路德并不反对维权、批评和抗议,特别是使用上帝之道而不是暴力的时候,因此,路德并非对政权纵容姑息。

“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

“文革”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下,受红卫兵大串连的冲击,广大农村成立了许多农民“造反”组织。这些农民“造反”组织内部大多机构庞大、建置严密,多次组织队伍进入各县市参加“造反”活动。其结果导致大量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岗位,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此外,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伸手向当地政府强行索取经费,给当地财政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广大农民和集体资产大量受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及农村经济的衰退。

造反环境转换为执政环境后的“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我见

重新审视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可以看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乡村精英中的失意者。研究起义原因要重视对乡村中中坚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同乡村社会矛盾的研究,重视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或是民变问题,应该把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精力转移到社会史研究上。

为《长生殿》中的“安禄山造反”辩

《长生殿》传奇中所描写的作为李、杨爱情悲剧重要戏剧情境的“安禄山造反”不可完全等同于作为史实的“安史之乱” ,前者对后者及其相关的史实进行了艺术再创造 ,即剧本围绕“安禄山造反” ,强化了唐玄宗的荒淫昏庸和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 ,强调了乱自上作和奸相逼反的造反成因 ,突出了结束以昏君奸相为核心的封建罪恶统治政权的客观结果 ,从而 ,在客观上显示出了“安禄山造反”一定的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

多种话语纠缠的历史重构——巴人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另一种解读

《莽秀才造反记》的故事原型和四次起稿的时间关节,显示出其写作过程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联系,其中既包含着故事原型所特有的近代文学话语,也体现五四文学话语、左翼文学话语和当代集体主义政治性文学话语。通过多种话语的纠缠,巴人完成了对王锡彤造反事件的历史重构,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话语形态。《莽秀才造反记》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社会和新文学进程的典型文本之一。

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美学革命——论马尔库塞“造反语言”理论的内在逻辑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为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理论导师的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极富颠覆性的美学主张,这种理论可以称之为"造反语言"理论。这一理论产生于特定时代的土壤,并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横空出世的语言理论,看似与马尔库塞之前的思想主张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种变化背后有着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由于现实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尔库塞必然要根据不同的现实背景对其理论进行调整,但是另一方面支撑这套理论的深层根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晁盖反对招安、主张造反吗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晁盖与宋江不同,他是极力主张造反而反对招安的。但联系《水浒传》中晁盖的言行来看,此论则完全错误。晁盖根本没有造反的思想。

焦作民歌《小阎王造反》赏析

文章通过对焦作民歌《小阎王造反》流行时代背景分析,对采集者皇甫云宏音乐工作的简介,对演唱者李世真、小阎王张宗禹简介、剖析,客观地对民歌本体的歌词、调式、调性、曲式结构等,作出了恰当的评述,使这首鲜为人知的民歌重见天日,并赋予了演唱、演奏及文化知识的内涵。

愤怒的土地 丧葬的行列——浅论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人民性

《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经典。灌注其间的人民性思想精华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巴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继承了关注底层和韧性战斗的鲁迅传统,精研细读马列主原著并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思考。反观当前文学疏离和背弃人民性而陷入的尴尬境地,《莽》或许预示着走出困境的契机与出路。

1967年《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事件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在中国新闻界、影响全国的事件。1967年1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被各自报社的造反派夺取了领导权。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于2月8日发表通讯《＂一月革命＂的号角——记〈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一个月》,

《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及其社会危害性

《水浒传》中存在大量有关"造反有理"的描写,因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它看作一本鼓动造反的小说。实际上,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水浒传》留给后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造反有理"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混淆人们的思想意识、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妨碍社会进步等四个方面。

理性的迷失——“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心理分析

在"文革"中,红卫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迷失了理性的群体。他们"造反有理"行为的背后,有他们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心理素质。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俄底浦斯情结两个维度来分析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命运造反派”——姚良松

“与其说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英雄,还不如说我是一个被动成功的‘命运造反派’。因为贫穷,我不得不把知识分子的清高捏碎;因为失败,我不得不以社会最底层人的心态和毅力去积累财富;更因为这段非常的经历,使我对成功看得云淡风轻,对企业怀有一颗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