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逮捕功能的错位与复归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态化适用的背景下,逮捕功能定性出现错位,导致实践中出现“强制措施从宽”理论谬论、逮捕“筹码”化、认罪认罚非自愿非真实化等现象。逮捕功能错位滥觞于固有的逮捕观、逮捕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特殊的检察机制等因素。据此,须从逮捕制度的“拨正”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松绑”两方面着手,探求可行的规范路径。

中国逮捕率高的原因分析——结合十年来逮捕率的现状进行分析

经过考察近十年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的情况,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审前大量羁押的现象普遍存在,逮捕率居高不下。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并进而预测逮捕适用的发展趋势。

数字时代逮捕制度的变革

数字技术在逮捕制度中的应用已经可以覆盖逮捕的全部流程,典型如数字监管技术、以大数据技术为驱动的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和逮捕审查程序的数字化。数字时代逮捕制度的变革,应当坚持数字赋能、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等基本理念。在功能设定方面,应当限制逮捕作为社会防卫措施的功能,促使逮捕主要功能逐步回归至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程序保障功能上来。在此基础上,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应当依据基于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逮捕和基于实现社会防卫目的的逮捕而分别设定,应当提升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实质化审查程度并推动羁押听证程序的诉讼化发展。

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研究——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通过对1600余份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的分析,发掘了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构罪即捕"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以逮捕为原则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思路正在松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可能性是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的重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对逮捕的影响作用在减少。近三年数据显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在逮捕条件中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赔偿谅解和严重疾病是促成逮捕变更的关键原因。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公。应确立社会危险性条件为核心的逮捕条件制度,适当弱化赔偿谅解在逮捕适用中的作用,限制违法犯罪史和社会联系的作用,并严格防范审前逮捕对量刑产生影响。

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作了细化,提高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的可操作性。然而,如何准确理解与适用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需要从司法实务的角度不断地实践探索,全面更新司法理念,严格审查逮捕标准,完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进而真正发挥逮捕的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双重功用。

刑事案件不捕率攀升的调查与分析——以Z省T市不捕案件相关数据为样本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适应现代司法文明的需求,大幅降低逮捕率和审前羁押率。对刑事案件不捕率的评判应当结合不捕案件的量刑情况、不捕案件有无脱逃以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刑事案件不捕率的不断攀升是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修改后的立法意图的体现,是提高人权保障水平的需要,也是逮捕制度的功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