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未成年人犯罪逮捕必要性证明中案例指导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将逮捕必要性证明问题作为逮捕工作的核心,导致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率较高,不符合对其教育、矫正的基本宗旨。因此,有必要对逮捕的价值追求重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探讨逮捕程序中必要性证明重要性。根据我国国情现状及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应将类比推理逻辑引入我国的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证明过程中,由检察机关在遵循先例的基础上对逮捕活动加以审查,并且赋予侦查机关和辩护方充分的异议权和参与权,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和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羁押率的目的。

建立逮捕必要性听取意见机制初探——以自由证明为视角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逮捕强制措施的滥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逮捕必要性条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逮捕决定程序中增加听取意见的程序,以更为公平、公正的决定程序来增加逮捕决定的合理程度。

“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现状及拓展

"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率过低,造成了诸多弊端。基于司法人性化和逮捕的必要性原理,应拓展"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空间。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可以引出指导实践的一些基本问题。

浅谈逮捕必要

"逮捕必要"是检察机关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必须考虑的法定条件之一,实践中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认识较为模糊。逮捕必要是客观存在,脱离证据而完全信任检察官个人对逮捕必要的判断,必然会导致逮捕权力的滥用。必须从证据角度来解释逮捕必要,并根据罪刑程度构建一个阶梯式的逮捕必要标准。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工作机制探究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审查标准及必要性条件做了相应的修正和补充,在此情形下,进一步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指导理念和审查标准,建立健全逮捕工作,准确适用"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和保障机制很有必要。

逮捕必要性条件运行实证考察——从社会危险性的视角

2012年以来,我国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立法意愿的情形,整体来看,社会危险性条件已经成为批捕条件中的重要内容,但在执行中,还存在传统思维尚未转变,检警存在分歧,制度不够细化,公众沟通不到位等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以期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础。

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逮捕必要性立法的局限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必要性条件进行了大幅度地修订,从内容上看,本次立法的修改只是对以往司法解释简单吸收,并无创新性的立法突破。对逮捕必要性的作用及国外立法等内容的考察后可以发现,我们无法通过对逮捕必要性的改革来直接达成降低逮捕率等各种预期目的。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工作机制研究

逮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因为逮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必须十分谨慎，但我国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建立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显得十分迫切，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一、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涵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论对逮捕必要性审查裁量权的规范——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为视角

逮捕必要性审查是审查逮捕工作中的一项重点,由于其本身的模糊性、伸缩性等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内在扩张的趋势,存在裁量的选择空间。实践中存在构罪即捕、逮捕必要性审查过于随意以及被滥用等的情形,因此规范逮捕必要性审查裁量权有利于贯彻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防止逮捕权力异化等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加强逮捕必要性证据提供、提高审查公开性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加以规范逮捕必要性审查。

逮捕必要性审查:实践探索与机制完善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包括审查模式、审查内容、审查标准、审查阶段4部分内容。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逮捕必要性存在审查模式行政化、追诉化、书面化,审查内容缺少证据支持,审查标准模糊难执行,审查阶段局限于审批时限等一系列问题。羁押比例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的理论根据,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探索为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积累了经验。目前我国宜采取书面审查加讯问被追诉人为原则、听证式审查为例外的模式,实现社会危险性判断内容的类型化,根据相对逮捕标准的规定建立逮捕必要性评估模型,实现逮捕必要性审查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有机结合。

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现状及其扩大适用的实现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逮捕必要的适用范围被不当压缩,合理界定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及向被害人说明无逮捕必要原因制度等,是实现无逮捕必要扩大适用的有效途径。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研究

逮捕必要性审查机制包括审查模式、审查内容、审查标准、审查阶段。羁押比例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逮捕必要性审查改革的理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宜采取书面审查加讯问被追诉人为原则、听证式审查为例外的模式,实现社会危险性判断内容的类型化,建立逮捕必要性评估模型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有机结合。

“逮捕必要性”规则的适用及有效性

我国反映审前羁押状况的"逮捕率"始终居高不下。作为批准、决定逮捕的三个法定条件之一,"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多困难,致其在抑制审前羁押膨胀上作用的局限。只有严把"逮捕必要性"的适用条件,抑制其规则的内外因素,才能更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逮捕必要性审查模式探究

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细化了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强调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性,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仍存在证明标准缺失、外来人员犯罪之审查存在缺漏、考核机制不合理等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新刑诉法有关逮捕必要性的规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贯彻到批准逮捕工作中。

“无逮捕必要”案件状况的调查

准确把握"有无逮捕必要"刑事政策的内涵,是正确落实这项政策的基础。笔者通过对"无逮捕必要"案件状况的调查,找出"无逮捕必要"案件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出现的原因,提出建议,以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理由制度探索

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理由制度的建立,是准确适用逮捕三个要件的客观需要,符合逮捕制度的保障人权和保障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文章从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理由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应有内容和完善措施等方面对本制度进行了探索。

浅议“无逮捕必要”之适

"无逮捕必要"作为检察机关在行使逮捕权时把握的尺度或者说作为捕与不捕的调节器,既赋予检察人员自由裁量权,又旨在发挥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本文试从当前"无逮捕必要"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对"无逮捕必要"的诉讼价值、条件设定及适用规范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试论对“无逮捕必要”的反思与重构

在司法实践中,构罪即捕的观念在众多检察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无逮捕必要"的法律规定在不少检察院成为一纸具文。应通过对"无逮捕必要"司法政策的理解和适用情况进行深度反思,重新架构"无逮捕必要"的框架体系,以期使"无逮捕必要"落到实处。

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实证考量

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未得到充分适用,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未明确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和不捕后的配套保障措施不足,导致逮捕必要性条件适用率低。确立逮捕权的司法权属性,可以促进对逮捕必要性条件审查方式的改革;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并合理的增加其他保障措施,可完善不捕后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