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批准机构的功能适当性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捕诉部门分分合合,与之伴随的是激烈的理论之争。捕诉关系的改革涉及逮捕批准机构的再造,必须以《宪法》为根本遵循,符合功能适当原则。与捕诉分离模式相比,捕诉合一模式可能导致以公诉条件吸收逮捕条件,也不能必然保证"正确地"作出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的内部结构再造应当抛弃诉讼阶段模式和追诉中心主义,立足《宪法》,围绕批准逮捕权展开,以构造功能适当的批捕机构为要务。

析刑事案件不批准逮捕的成因——以昆明地区为实例研究

大量的不批准逮捕案件的出现,导致对刑事犯罪的打击不力,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及时采取对策。本文以昆明地区为实例对刑事案件不批准逮捕的现状和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并就减少不批捕案件提出建议。

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在对逮捕之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条件执行得较严格,而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则往往忽略,对"有逮捕必要"之审查方面,也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应通过取消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行为、统一不批准逮捕审查标准、扩大不批准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不批准逮捕的救济途径等举措对现行的不批准逮捕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谈提请批准逮捕书的正文写作

本文就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写法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谈提请批准逮捕书的规范化制作

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公安机关常用的法律文书,是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是公安机关行使诉讼权力的表现。其制作直接反映了公安机关实施法律的过程和办案质量。文章针对某些公安机关基层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规范化制作的设想。

以卷宗为基础的高批捕率——由批准逮捕看我国的侦察监督方式

审批逮捕有谨慎逮捕和对侦查进行监督两方面的作用。我国批准逮捕率较高,原因在于采用卷宗式的审批逮捕制度。由于侦查中心主义和科层式的管理模式,检方对侦查卷宗极度依赖,而卷宗制作具有单方性和秘密性,因此侦查监督的有效性就受到怀疑。应当从强调部分案件的直接言词原则与保障律师的辩护权等角度,削弱侦查阶段的单方性和秘密性,从而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经济犯罪案件不批准逮捕原因及对策分析

经济犯罪案件不合理的不批准逮捕是当前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因素。导致经济犯罪案件不合理不批捕的原因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办案人员的认识水平、司法腐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预防、减少不合理的不批捕必须健全法律制度,完善监督、集体议案和协调等机制以及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等。

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剖析

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是否有申诉权,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看法。为了统一司法,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权益,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在将不批准逮捕决定理由说明书送达被害人的同时,赋予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法律上应当规定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申诉的接受机关以及这一权利具体行使的规则和程序,还应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

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实施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为例

附条件批准逮捕是对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对于预防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和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等具有积极作用。现行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可以在适用范围、条件、程序,以及跟踪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加以完善。

审查批准逮捕环节翻供问题初探

审查批捕环节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主要原因有二方面:一是司法人员工作中的失误或滥用职权造成;二是嫌疑人自身的原因。正确审查和判断嫌疑人翻供,应分析工作人员获取口供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在制作迅问笔录时,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遏制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有效途径。

基层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案件有关问题的情况分析

不批准逮捕权是基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刑事诉讼依法进行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案件性质的多样性、办案人员认识的差异性、工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原因,造成了当前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工作环节存在一些制约不批准逮捕职权依法正确履行的情况,与法律和最高检相关质量标准还有一定差距。笔者结合基层检察机关办理不批准逮捕案件工作现状,就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对策。

试论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写作

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写作必须规范,强调事实叙写清楚,要素齐全,引用法律条文准确。文章分析了提请批准逮捕书写作常见的错误及原因,论述了写作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的写作要求。

建构检察机关对不批准逮捕决定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机制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执行,但实践中这种执行存在一些问题。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不批准逮捕案件执行情况的检查,建构跟踪监督机制。

批准逮捕权设置的反思与完善

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逮捕,该措施涉及基本人权的保障,非有极大必要性不得使用。然而,实践中频频出现错误逮捕和超期羁押现象,严重损害了被逮捕人的宪法性权利。同时,因权力制约的不足,更使批准逮捕权设置问题广遭诟病,未能实现其应有之价值。我国的批准逮捕权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对之进行诉讼化构造,使其回归到司法权的本有属性。而诉讼化构造的实质是对抗两造在平等武装的前提下分别主张己方观点并反驳对方观点,同时,有另一中立而不受外界干涉的第三方聆听辩论并根据辩论内容进行裁决,是为权力制约视角下的重构。

论批准逮捕权的配置

批准逮捕与审判权、公诉权是不同性质的权力,因而,批准逮捕权由实行“检察一体”的检察机关行使会存在诸多问题,同时,在中国,司法独立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不是法官的独立,所以,批准逮捕权也不能配置给现行体制下的法院。理想状态下的批准逮捕权应当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行使才能避免出现“双重角色问题”。但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批准逮捕应当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同时应辅以相应的配套机制。

我国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设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三种逮捕程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程序、检察院决定逮捕程序和法院决定逮捕三种)均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逮捕程序,这种审查逮捕程序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模式与人权的保护要求,应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批准逮捕程序。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是我国逮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势所趋。现阶段我们应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在批准逮捕程序中形成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三角结构。

将批准逮捕制度建构为审前羁押制度的思考

在国外的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是强制措施的一种,一般指在审判前或判决生效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并且在各国刑事诉讼法典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如德国称之为"待审羁押"[1],法国则称之为"先行拘押"[2],并且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先行拘押"是法典中的一"目"[3],有着详尽的论述。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明确的审前羁押的概念,仅有羁押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羁押更体现为一种状态,而审前羁押是强制措施,其造成的结果才是羁押的状态。

浅议“提请批准逮捕书”的法律根据

“提请批准逮捕书”是公安机关要求同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人犯时制作的法律文书,它的结构由人犯的基本情况,犯罪事实和法律根据三部分组成。本文仅就法律根据谈谈个人的浅显看法。 法律根据部分,也称结论部分,是“提请批准逮捕书的重要部分。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