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亦一直存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

逮捕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逮捕率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据初步分析发现,逮捕数、逮捕率的下降与犯罪率的自然变化无关,相关逮捕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很可能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影响性因素。以C市为例的研究揭示,检察机关对逮捕瑕疵案件的考核控制的增强造成轻罪逮捕数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导致逮捕数和逮捕率下降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指控式审核机制的作用,逮捕必要性审查对减少不当逮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低于预期;至于"司法化"的审查逮捕程序,无论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还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逮捕决定的影响均较为有限。为了进一步控制不当逮捕,需要对现行的逮捕审查程序进行全面改革,逮捕审查应从采取指控式审核转向综合式评估,从行政化的准司法程序逐渐迈向控辩式的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保障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有必要对轻罪案件羁押控制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以全程性速审程序的构建取代行政考核管理。

未成年人逮捕率的实践考察与分析——以N市为样本

在入罪条件严格主义的司法实践中,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逮捕呈现较高比例状态。以N市为调查样本,并结合作者的访谈等资料,来组成论证。未成年人逮捕率难降主因是逮捕审查实体化、决定逮捕的条件和程序成人化、社会管理安置基础不牢。在少捕、慎捕政策操作下,通过建立逮捕必要性专业化审查机制,以增强司法过滤的实践改良、细化逮捕必要性条件、健全非逮捕方式的社会基础等措施来支持诉讼,未成年人逮捕率可以有一定降幅。

中国逮捕率高的原因分析——结合十年来逮捕率的现状进行分析

经过考察近十年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的情况,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审前大量羁押的现象普遍存在,逮捕率居高不下。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并进而预测逮捕适用的发展趋势。

降低逮捕率之我见

逮捕作为一项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诉前强制措施,在我国适用率极高。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司法机关内部业务考评机制的不合理,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是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检察机关应制定严格的逮捕标准,改变执法观念,取消不合理的业务考评制度,加强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社会宣传和对被害人的说理,完善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以降低逮捕率。

外国人在华犯罪案件中高逮捕率问题的对策研究

外国人在华犯罪案件一直存在着逮捕率过高的问题,构罪即捕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利于保护外国人的基本权利,也有违《刑法》的平等原则。究其原因是司法机关对于逮捕中社会危险性条件存在认识误区,过分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外国人普遍具有危险性。但是外国人的社会危险性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具有危险性,应运用从"证据"到"行为"再到"危险"的方法进行推定,并在逮捕中树立"有危险才逮捕"的标准。

制度供需失衡与低质量的高逮捕率再生产——基于2013年A市检察院逮捕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13年A市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实证分析,发现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A市检察院逮捕率稍有降低,但效果有限。导致逮捕率降低的真正原因是刑罚条件的提高。逮捕制度立法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逮捕制度供给不足和外部过度依赖逮捕。不改变制度失衡的现状,低质量高逮捕率的再生产不可避免。需采取进一步完善逮捕条件、加强律师辩护作用、完善取保候审措施、提高取证水平等,促进逮捕制度有效运行。

逮捕证明要件的法规范分析——兼论对逮捕率的影响

逮捕证据要件优先、刑罚要件虚置、社会危险性要件偏离以及径行逮捕规定机械性是出现高逮捕率现象的重要原因。为降低逮捕率,我们可改变一般逮捕与径行逮捕"二元化"标准,构建"一元化"逮捕标准。同时,将刑罚要件作为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判断因素,构建"两步式"判断法:第一步判断是否存在逮捕基础事由,即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第二步判断社会危险性大小,将被追诉人犯罪严重性、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有固定住址、稳定职业、前科等均作为社会危险性大小的衡量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积极刑法观背景下我国逮捕制度运行逻辑的反思及矫正

受积极刑法观影响,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以轻罪化方式回应社会治理需要,刑罚趋于轻缓化。但司法实践中我国逮捕率、审前羁押率仍居高不下。2021年4月,“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理念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为有效落实这一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刑事司法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反思我国逮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理顺逮捕条件的适用逻辑,将阶层化审查方法引入审查逮捕环节,构建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的审查标准,搭建科学的证明机制,强化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革,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推动逮捕制度长效正向运行,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和谐。

逮捕羁押率偏高问题实证解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与程序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逮捕羁押率偏高的现象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改变,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实证分析表明,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包括:逮捕条件存在缺憾与不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执行存在诸多困难,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启动难,案件不捕存在较大风险和压力。

降低逮捕适用率的路径探讨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发挥逮捕措施在追究犯罪中的作用,加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目前,逮捕适用率仍然较高,要降低逮捕的适用率,实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护的协调,需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释法说理工作,探索审查逮捕开展的刑事和解途径,完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实施条件。

从逮捕现状谈取保候审的改革与完善

逮捕是我国适用率最高的一项强制措施,而以逮捕为常态,以取保候审作为例外,这不符合人身自由保障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涵。取保候审应成为逮捕的替代措施,而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应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从观念的转变、立法的完善以及社会力量的充分利用,都要同时进行,各有侧重。

城市人口上升对犯罪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29个省市1988年～2008年的逮捕率、起诉率（每万人）以及城镇人口数量的数据来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对犯罪率①的影响。在实证检验时，本文以各地区的律师数量、人均收入水平、六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以及城市交通作为控制变量，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对犯罪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尽管分别用逮捕率和起诉率两个指标来衡量犯罪率时，回归结果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城市人口规模对犯罪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犯罪率不断提高。

浅谈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修改,对应当逮捕的情形进行了细化,为逮捕条件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法律支持。但由于法律表达过于原则,导致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举步维艰,文章立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如何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实证研究——以华东C县139起交通肇事案件为样本

交通肇事罪刑期的长短除了取决于犯罪后果决定的基准刑以外,事故责任的承担情况、赔偿情况、到案情况、违章数四项要素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行为人的赔偿情况与到案情况是决定案件如何被处理的重要因素。行为人是否被逮捕主要取决于行为人的户籍、赔偿情况与到案情况,是否被不起诉与宣告缓刑主要取决与行为人的赔偿情况、到案情况。在被害人与行为人系近亲属的情况下,行为人通常能得到非常轻缓的处理。在无法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没有行为人能够获得不起诉处理。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逮捕的中国问题与制度应对——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修改为中心

逮捕在我国实践中一直存在适用率过高、羁押期限过长、超期羁押问题非常严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的适用条件,强化了审查批捕程序的言词性,修改了逮捕的执行制度,建立了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些修改对解决我国逮捕的诸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严重不足。譬如,对逮捕条件的修改未能体现降低羁押率的根本方向;审查批捕未能建立侦查机关与辩护方同时到场的言词听证程序;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建构存在主体不中立,启动方式不合理,审查决定的效力不足等问题。

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制度运行中的矛盾及其化解——以C市N区检察院为样本

近年来未成年人逮捕率逐年下降,但同时也暴露出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制度的三大矛盾:低逮捕率与高再犯率之间的矛盾、对危险性评估的实质化需求与形式化现实之间的矛盾、保护未成年人目的与特殊程序虚置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三大矛盾的原因在于,单纯以考核指标引导审查逮捕,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且既有配套措施在实践运行中效用不大。为化解上述矛盾,必须在坚持“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同时,完善程序保障措施。

国际重新犯罪率数据比较初探

根据现有最新资料,从当前全球已报告重新犯罪率数据的国家来看,主要针对监狱释放人员和社区矫正解矫人员两类对象开展重新犯罪率统计,所采用的具体衡量指标包括重新逮捕率、重新定罪率和重新监禁率。比较结果显示,监狱释放人员的重新逮捕率大于重新定罪率,重新定罪率大于重新监禁率;社区矫正解矫人员重新犯罪率低于监狱释放人员;与国外相比,我国监狱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明显较低。鉴于包括重新犯罪率统计在内的重新犯罪问题调查在科学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充分认识开展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的重要性,统一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的相关标准,深化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研究。

异地务工人员犯罪羁押必要性研究——以G市LG区检察院的实践为例

G市LG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该区超过一半人口是异地务工人员,《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实施给异地务工人员相关案件的法律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以LG区的实践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异地务工人员刑事案件审查逮捕工作呈现出逮捕措施适用普遍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虚置化、捕后判决轻刑比例高而缓刑比例低等特点。异地务工人员犯罪逮捕率高位运行.主要缘于办案理念存在偏差、法律对逮捕必要性规定过于宽泛且存在歧视、缺乏有效羁押替代措施、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缺失等原因。为此,在理念上,首先要实现逮捕功能的价值回归,坚持程序保障性与适用的例外性;其次要坚持逮捕的平等性原则,非本地户籍不能成为适用逮捕的简单缘由。在具体措施上,应当统一认识,制定异地务工人员刑事诉讼适用规定;改革办案程序,推行诉讼式、全程监控式、法律文书说理式的审查逮捕工作模式;进行案件分类。加强对轻刑案件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协助建立"非羁押诉讼基地",探索社会管理创新。总之,基层检察机关应当结合新刑诉法精神和具体实际,作出基层机关对法治进程的细微却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