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要件证明问题实证研究

审查批捕虽然是审前程序,但也存在司法证明,检察机关需要依据证据材料来认定每一逮捕要件。实证研究表明,逮捕要件证明呈现出事实要件的证明较为严格、刑罚要件的证明宽严不一、必要性要件的证明较为自由的特点。实践中主要存在证明逻辑不够清晰、刑罚要件证明不够严格、必要性要件证明不够规范的问题,催生了捕后判处轻刑的情况比较常见、社会危险性的认定较为随意等现象。立足实践情况,结合域外经验,应当坚持对事实要件的严格证明,同时完善证明规则,加强证据供给,改革约束机制,促进逮捕要件证明的规范化,进一步降低审前羁押率。

逮捕要件的语用逻辑与“两步式批捕”方法的建构——以新刑诉法第79条的理解与适用为中心

逮捕三要件的层次优位关系对审查逮捕具有重要的知识论意义。应当根据逮捕的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的不同法律性质和功能,在逻辑上作出资格要件与能力要件的明确区分,同时建立"两步式批捕"的审查方法,以此保证新刑诉法第79条的正确理解与适用,有效减少实务中错捕或者滥捕现象,纠正实务中"构罪即捕"的不当做法。

论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

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主要有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和审查结果几个方面。特设法庭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审判法官,国际刑事法院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预审法官。特设法庭没有单独规定逮捕的条件,其确认起诉也就意味着满足了逮捕的条件;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单独规定了逮捕的条件,包含实质要件和必要要件。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签发的逮捕令,应了解其内容、效力、修改和撤销程序以及保密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革命抑或改良:逮捕审查权的主体之争——基于审查主体的问卷分析

逮捕率居高不下不利于保障人权,降低逮捕率成为一种共识。理论上普遍认为降低逮捕率合适的路径是改由法院行使审查权,以增强审查主体的中立性、程序的对抗性。对办案人员的问卷调查却发现,办案人受考核追责机制牵绊、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搜集没有责任人、辩护权行使形式化等是当前更为直接的障碍。以上障碍无法通过改变审查主体而得到改善。迫切的变革应当是在理论上改造逮捕的三要件,实践中为逮捕制度剥离不必要的社会符号,这才是逮捕率回归合理区间更为可期的现实路径。

浅析未成年人逮捕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发,未成年人的逮捕率居高不下。而未成年人的逮捕条件,与成年人应当作出怎样的划分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逮捕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难以明确解决未成年人逮捕的适用条件。未成年人逮捕制度的构建应当从证据标准、罪行标准、逮捕必要性标准三个实体要件以及完善律师参与制度、完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建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三个程序要件出发,以构建起精细化的逮捕制度,求得对于未成年人案件诉讼要求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我国逮捕制度之目的回归与制度重构

逮捕本是诉讼保障措施,并不具有侦查等功能。但是司法实践中,逮捕制度却存在着严重的功能异化现象,明显背离立法对逮捕目的的设定。应当说,侦查构造形成逮捕目的,逮捕目的定位决定制度具体设计。欲解决逮捕制度存在的功能异化与目的背离问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构建"诉讼化"的侦查构造,维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实现逮捕目的的回归;其次,在逮捕目的指引下,明确审查逮捕权的性质,形成司法化的逮捕审查机制;最后,在理清刑事政策作用边界的前提下,以逮捕目的为标准重置逮捕要件。

逮捕必要问题研究

必要要件是逮捕的关键要件。必要要件的虚化所导致的审前逮捕羁押率高是我国逮捕羁押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应当以必要要件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逮捕羁押的标准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