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考

文章从韵目和收字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和比较了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二书之间的异同之处,揭示了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不仅对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对外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现象表明,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一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二书当同出一源。同时,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所有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所无的内容主要为小篆字头和古、籀、秦刻石文字体;且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少误而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有误的情况在全书中比较普遍。黄奭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乃是直接来自于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并不能代表李舟《切韵》本身。

《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考

本文从韵目和收字两个方面全面考察和比较了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二书之间的异同之处，指出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和《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一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怀疑《黄氏逸书考》所载李舟《切韵》直接来自于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

“徐福逸书”与近世日朝交涉中的东亚文脉

徐福传说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止居日本”和“逸书百篇”等内容,并由此进入日本的历史叙事和东亚各国的日本观。名诗《日本刀歌》中提出“逸书百篇今尚存”之说,自此引发东亚文人阶层的广泛关注。17世纪以降访日的朝鲜使节多次追问“逸书”,引发日朝双方的讨论与思考,背后则是对“逸书”所代表之中华文化正统的争夺,以及壬辰战后日朝之间复杂的政治交涉与相互认知。由此传承、延伸的东亚文化脉络,于中国不在场的“东亚共同体”中依然影响深远。

传统的超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述评

中国近代学术发端以来的逸书编纂传统,肇端于晚清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其后百年间续有《古逸丛书》、《禅门逸书》等丛书系列的编纂,然杨氏所用仅为域外汉籍第一层次,其后继者则又未继承此传统的学术精髓。新近出版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金程宇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则不但继承杨氏传统,并进而全面利用了属于域外汉籍第二层次的"和刻本",充分认识到东亚禅门逸籍的渊薮之地实在日本五山,给予以往学界未能充分利用的"俗书"以充分重视,并创造性地大量采用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的汉籍研究成果以为附录。《丛刊》凭借以上几个方面,实现了对于旧传统在继承之上的全面超越,实为域外汉籍这一学术理念在古书辑佚方面的一次非凡展示。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出版贺辞

鄙人原本只是像落魄潦倒的李尔王那样,在研究所的一隅里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却有一位——用中国话来说,像一颗璀璨的明星的——青年来拜访我,那是2006年夏天的事。询问来意,令我惭愧的是,原来是对我《括地志》逸文的发现表示敬意。那时我们只是约好再见便分手了。翌年便承其惠赠著作《域外汉籍丛考》,2009年又蒙其惠赠《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拜读这些著作,令我在学术上深受启发和感动。我们由此定交,超越了国籍和年龄,相互砥砺切磋,至今已有七年。2013年新春,又欣闻其《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完成,实在可喜可贺。当我手持飘溢着书香的丛书资料时。

论元代书坛的“隐逸书家”

元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隐逸书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隐,是隐士首要的行为特征,在这种精神及行为退避的影响下,艺术则向往于"逸"的境界。当然,元代书坛上的"隐逸书家"并非具有典型的特质,个人境遇不同、师承不同故而呈现出不同的书法风格,虽未成为元代主流书派,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和刻本古逸书提要十七种

东瀛所刻吾国旧籍,今人多谓之"和刻本"。就中颇有中土久佚者,可补吾国文献之阙失。以其裒为丛刻者,江户述斋《佚存丛书》创始于前,清末惺吾《古逸丛书》继之于后,流风余韵,至今不歇。余不敏,思以接踵前贤,逐无涯之旅,黾勉于斯,竟十年矣。其间购之于廠肆,求之于友朋,补之于公藏,商之于私家,略得成帙。

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序

金程宇博士会聚日本刊中国古逸书,凡经部十二种、史部五种、子部三十四种、集部五十九种,都总一百一十种,又附录相关文本与研究著作二十五种,颜曰《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将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嘱序于我,是不能辞,且喜其多年积累努力终有大成,故乐书所知,与朋好共享盛举。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的进步,一赖西方学术之输入,在思想、方法和学术分科方面都有革命性的变化;二靠新文献的发现。今人讲新文献,较多关注敦煌遗书之发现和地下文献之重光。

郭店楚简儒家逸书的排列调整刍议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所出的战国竹简里,其中约330枚长度均为32. 5厘米左右,而这一批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约135枚,两道编线间距为13厘米左右,而且简中内容与已存的文献重复,自然很容易分成三篇,即《缁衣》、《五行》、与《老子》甲。第二类约195枚则两道编线间距为17.5厘米,内容则很明显全属于儒家思想一路,然而因为没有其他成篇相同的文献作比较,此一组的编序与分篇都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整理过程中。

略说《黄氏逸书考》

《黄氏逸书考》亦名《汉学堂丛书》,系个园主人,清嘉庆、道光年间大盐商黄至筠次子黄夷编辑。《黄氏逸书考》全书分《汉学堂经解》、《通纬》、《子史钩沉》及《通德堂经解》四类,共辑录古佚书二百八十五种,七千三百九十三篇。第一类:《汉学堂经解》,计一百一十二种。经解,是历代解释或阐述儒家(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经典的书籍。儒家经典曾是我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也为后代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

中国文献对古代日语的影响——《汉语抄》及其所收词汇研究

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员的往来及文献的传播来实现。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中国文献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日本的知识阶层通过对汉语的理解吸收不断地完善和丰富日语的内涵,其中把汉语词翻译成日语的过程经过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详细内容保留在历代的传抄版本文献中。文献中引用大量目前已经失传的反应古代日语的文献资料。本文旨在通过对失传文献的考究,揭示古代日语接收汉语影响的侧面,同时分析古代日本把汉语转换(翻译)成日语过程的特性。

领导者用人策略——师友并用,杜绝用徒

逸书《曾子》中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善于用"师"的人,可以治理一个国家;善于用"友"的人,可以称霸一方;而喜欢用"徒"的人,终会自取灭亡。这句话道出了领导者用人的重要策略。

和刻本《事林广记》札记二则

《事林广记》是宋末人陈元靓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型日用类书,保留了可考察当时社会的十分丰富的史料。该书自编成之日起,即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自宋末至明代曾多次刊印,至今保留下来元明时期的刻本、抄本及日本刻本、抄本共计有17种之多。时至今日,这部类书仍未失其利用价值,近年出版的白话节译本称其为"最地道的中国民间生活百科全书"。~①该书所保留的丰富材料,亦为治元史、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常常引用。在《事林广记》每次编纂、刊刻过程中,编纂者并非简单地对照原本翻刻,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改编,或增或删,更多的是增补新的内容。

黄奭辑佚魏晋六朝隋唐韵书研究

黄奭(1809或1810一1853)是清道光年间以辑刊《汉学堂丛书》(一作《黄氏逸书考》)而名世的大辑佚书家。魏晋六朝隋唐时期产生过社会影响的韵书大抵散佚,黄奭拾其断句、采其遗篇、辑佚成书,使文献原貌部分得到恢复,从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古韵书及其与后世韵书之间的传承关系,为探寻早期韵书的发展脉络提供颇富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论清华简《厚父》的思想意蕴与文献性质

清华简《厚父》表达了国家治理要在治民而非祭祀的主题,重在探讨民众属性,提出了"民心难测"的观念。其认为民众行为复杂多变,说话行事很难反映真实内心,甚或具有欺骗性。统治者因此难以认识民众本心,君、师等国家机构的设立就是为了治理民众罪行。这种观念与孟子等儒家安民、养民的观念相距甚远,《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一段逸《书》不可能出自《厚父》,其中的"宠民"也非"治民"之讹。《厚父》对民的认识与"虞夏书"及"周书"中反复强调的"保民"思想均有重要差异,并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虞夏书"或"周书"的一种。《厚父》重在探讨"小人之德",其对民性复杂性的认识在先秦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逸周书》语词研究

《逸周书》不仅对研究西周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先秦时期的语言也有着极重要的价值。本文着重探讨了文中成语俗语的意义、演变及其对后世语言的影响,还讨论了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认为月相词语都是定点的。

鲁迅与《二酉堂丛书》

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少年时喜欢抄书,但品类颇杂,“不知道在戊戍以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鲁迅的故家·抄书》)。按《二酉堂丛书》,清朝人张澍(1782——1847)辑刊,凡二十一种二十七卷。商务印书馆《丛书百部提要》对此书的介绍颇为简明扼要:“澍字时霖,一字伯沦,口介侯,又号介白,武威人。嘉庆进士,官云南石屏县知县。初主讲兰山书院,篡《五凉旧闻》四十卷;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鲁迅与甘肃

平心而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远不如他与东北、四川、湖南等地密切,但若说甘肃等边远省份始终不曾进入鲁迅的视野也不是事实。实际上,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甘肃的文字实在不多。尽管著名的《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就有“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若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的话句,《准风月谈·双十怀古》中也有“礼县土匪屠城”一笔,《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中还有“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的话,《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月也有“访齐寿山,已往兰州”的记载,象这样提及甘肃的话句,在《鲁迅全集》里还能摘得出。然而以此来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未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过视之为低层次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药》的主题思想新探

鲁迅创作于五四前夕的短篇小说《药》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解放前的评论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解放以后,评论较为一致,几乎都有如是肯定:“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脱离群众的弱点,启示人们: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见人民育出版社《教学参考书》)即鲁迅创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