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坚持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神品格,而且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同时,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脉相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沿革,接续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形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思想观点与战略部署的双项提升。从实践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原理指引,聚焦首要政治任务、锚定文化建设新方向、牢牢遵循基本原则、系统把握重点内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行动指南。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深入学习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课题,需要从把握历史逻辑、梳理丰富成果和探索现实路径等维度,着力阐明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推进伟大工程与坚持管党治党方针并举,把党的建设作为一大法宝,以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保证作用。从这个历史逻辑中,可以得出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强国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启示。新时代十年,我们党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鲜明主题,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新布局,坚持以政治建党为统领,以思想建党凝心铸魂,以组织建党造形,以制度治党为保障,以正风、肃纪与反腐为党心民心所向,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个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重大任务落实好,必须深化对“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理解和把握,着力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上全涵盖,在管全党和治全党上全覆盖,在党的各级组织肩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上全链条,在把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与各层级上全贯通,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现实路径指向作出探讨。

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统编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首次完整清晰地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展现出来,充分证明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一重要论断的科学性。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踏实推进教学科研服务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单元”教学: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兼评孙绍振《“大单元/大概念”阅读:理论方法和战略前途》一文

“大单元”教学以“大概念”为学理支撑,统整单元教学篇目、内容、主题、方法、资源、情境、任务等,突出课程内容结构化,教育理念先进。但目前实践层面的“大单元”教学存在诸如概念阐释抽象、不重视单元教学传统、忽视文本具体分析、内容宽泛等问题。梳理“大单元”教学的理论逻辑,加深对“统整”理念在单元教学中集中体现的认识;回溯“大单元”教学的历史逻辑,明确“大单元”教学是我国单元教学传统的现代演进;审视“大单元”教学的现实逻辑,有助于探索“大单元”教学在突出课程内容结构化方面需完善的空间。

高校分类型发展与历史的逻辑

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型发展是为了以具有统一性的高等教育框架促进高等学校“以多样化在许多目标上争取优秀”。它是高等教育为了更好适应和满足普及化时代的社会人才需求和个体教育需求,把“机会和质量、优秀和平等”结合起来的一种兼容性选择。这种兼容性选择要获得预期效果需要人们对待高等教育有关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社会阶层区隔逐步减小乃至消除的社会扁平化。在高校的分类型发展中,要促进高等学校在发展中摆脱单一化、同质化的倾向,避免盲目“升格”风,需要一定的均衡机制而不能赢者通吃。这种高校的类型划分,虽然从学理的逻辑看并不完美,但从历史的逻辑看却具有自然的合理性,因而其类型结构也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进程有所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逻辑及现代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简称德法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这一时期,德和法统一于“礼”。西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第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到秦汉,特别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德法之争、王霸之争不仅出现在思想领域,也应用于政治军事实践中。这一时期是德法分离时期。第三阶段孕育于汉朝、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通过“引礼入法”“阳儒阴法”及儒生涉政后以儒释法等途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形成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法统一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合理性包括:其一,“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其二,“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法文化的人文性质。其三,“子帅以正”“为政以德”的政治道德观,强调从政者的道德素养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法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包括:其一,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治(礼德法混合)文化阻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二,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阻碍了法治的民主化。其三,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阻碍了法律和法治的独立发展。

世界主要国家百年学制变革的历史逻辑、核心关切与主流趋势

百余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经历了多次学制变革,通过对宏观统计数据的描绘比较及主要国家学制变革历程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每一次变革都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技术、人口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呈现以下几点主流趋势:学制年限整体稳定,义务教育两端延伸;横向结构多样发展,类型之间交叉融通;纵向衔接弹性贯通;学制管理与该国政治社会制度高度一致。基于以上历史逻辑和主流趋势,我国如要开展学制改革,应充分研判国家和个体发展的现实条件及需要,注重渐进性与灵活度,协调提升融通性和贯通性,在充分思考和回应上述问题的前提下规划未来可能的学制变革。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逻辑、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美好生活生动刻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伟大飞跃。从历史逻辑看,新时代美好生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判断和把握的结果,是对小康社会延续发展与迭代升级的产物,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回应;从理论依据看,现实的人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的逻辑起点,人的需要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的内驱动力,人的实践是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的现实条件;从实践路径看,实现美好生活,应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以协调发展开创新格局,以绿色发展绘就新景象,以开放发展开拓新空间,以共享发展激发“新活力”。

爱国的理由:基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论证

爱国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分量,爱国的重要性和培养路径已经得到理论界充分阐释,爱国的理由则有待进一步探讨。就理论逻辑而言,需求主义、心理学和历史文化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爱国的合理性,作为基础性补充,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证使得爱国的理论逻辑更趋完善;就历史逻辑而言,古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与机制联系有关,近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强化为生存联系,当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进一步强化为命运联系;就实践逻辑而言,社会主义描摹了爱国的底色,中国特色丰富了爱国的底蕴,现代化增强了爱国的底气。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证明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不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初探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我国各民族汇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资源,而且展示了各民族在共创共传共享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都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中华文明初现与中华民族“自在前”共同体时期;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拓展与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发展时期;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深入与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不断巩固时期;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升华与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共同体建设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和历史根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且推动其传承和升华。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共生发展的生成机理,进一步强化“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持。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逻辑、系统部署与鲜明特征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的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被大大激发。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七个聚焦”之一,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系统部署。其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仍然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难点,“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则是必须打通的“堵点”。综观文化领域的31项具体改革措施,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更加注重建立健全各种“机制”。这一特征凸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务实精神和实践指向,也表明了我们党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提出,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重维度出发,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深入理解和科学阐释,对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意义叙事的三重维度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全面深化发展阶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外生—学习型、后发—赶超型、渐进—继承型、整体—全面型鲜明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夙愿,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的实现,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难题,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和“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式方案。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意义阐释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表达,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环节的逻辑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旨在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和主流,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规律,保持历史耐心,增强历史主动、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特别是增强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规律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强化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三重逻辑:历史、实践与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建设理论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的创新。其构建过程,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主动选择、不断发展并与时俱进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实践、价值逻辑。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三个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并结合时代背景予以考察,不仅能够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于西方民族理论的批判和超越,还能够深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历史经验中深刻总结,得出了历史主动精神这一重大命题。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指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自我主动性和创造性;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蕴滋养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生成了把握历史机遇、坚持人民至上、推动理论创新的实践逻辑。

论郧阳“伍子胥堰”的历史逻辑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价值

“伍子胥堰”是春秋时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伍氏先贤接续创建的杰出农耕文明成果,是兼具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特质的灌溉工程杰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和人文价值。探讨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发掘其丰富内涵,阐释其审美内蕴,有利于彰显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意蕴。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建设与实践样态研究

本文探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逻辑、制度建设以及实践样态。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以此作为推动新时代基层治理工作发展的关键措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提升其管控效率。文章以公共组织理论为基础,揭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和组织逻辑,建立“结构—制度”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深入探讨了党建如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并且对目前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实用的改进建议。

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逻辑、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科技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纵观我国科技发展史,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保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是基本原则,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制度主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客观要求。科技自立自强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一脉相承,科技自立自强是指我国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适合发展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这些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能够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强调通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和自主应用来减少对外部科技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制度、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和科技评价考核制度,建设科研兴趣导向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