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创作与后期延安文艺戏剧作品的形成——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的创制为中心

本文主要探讨集体创作方式与后期延安戏剧创作意识形态化形成的关系问题。指出:集体创作方式在后期延安戏剧运动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运用和表现;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它们在结构、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化话语指向跟集体创作存在着有机关联。“文革”时期“三结合”写作模式的产生,可追溯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本的集体制作经验上来。在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创作实践中,集体创作模式的定型化随着时间的延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得到加强,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闻一多被“逼上梁山”留给我们的深远思考

纵观闻一多一生漫长阶段的探索,他之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历程的巨大反差即从艺术的忠臣转变为人民的忠臣,从绅士转变为斗士,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呼喊这种根本性转变,就较之鲁迅在知识分子中更具典型意义。因为,闻一多转变的认识意义超越了他个人的范围而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象征。因此,我们纪念闻一多,作为知识分子就要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和最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而为人民根本利益勇于赴汤蹈火的不怕牺牲精神,作为各级政府则应汲取闻一多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为民的能力。这就是闻一多被"逼上梁山"留给我们今天的深远思考。

“逼上梁山”之“逼”的类型

《水浒》是一部英雄的史诗。英雄们有着不同的出身、性格、思想和面貌,他们所遭遇到的具体事件也不相同,但都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道路——“逼上梁山”,不过“逼”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被官府所“逼”;二、被梁山所“逼”;三、被官府和梁山共同所“逼”。

《逼上梁山》与延安“旧剧革命”的运行机制

延安"旧剧革命"体现了新的意识形态对于传统戏曲借用和改造的意图与行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戏曲改革运动的先声。在平剧《逼上梁山》的编演过程中,这场"旧剧革命"的运行机制得到了具体呈现,它以"政治的需要"作为核心内容,同时也保留了民间审美资源的运作空间,显示出民间和政治两种话语和传统相互纠结、生成的张力关系与状态,并且对于当下的戏曲改革活动也具有启示意义。

“逼上梁山”及其现代意义

《水浒传》中的108条好汉都走上了梁山聚义的道路,习惯性说法叫做"逼上梁山"。当今社会,虽然条件已然不同,但将英雄逼上梁山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因此,分析"逼上梁山"现象所反映的民众的文化心理,就显得极为必要。并进而联系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逼上梁山”说献疑——基于英雄人物身份、职业及上山类型的统计分析

《水浒传》主题与叙事研究中,"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虽时遭质疑,但在现今主要文学史著作、大众普及读本及中学语文教材中仍然定于一尊,其地位不曾动摇。然据笔者统计,《水浒传》108位英雄中仅有11人是农民("大农业"角度),而且全书真正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只有9人。之所以长久以来有《水浒传》108人"被逼上梁山"、举行"农民起义"的误读,其原因有三:"逼上梁山"说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度的共通性;"逼上梁山"说的意识形态化与1943年末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成功编演有直接关系;1949年以来的《水浒传》研究与政治因素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是被“逼上梁山”的“山大王”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在秋收起义遭受挫败之后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被逼迫产生的,被"逼上梁山"在当时十分必要,同时也具备可能性,他是被"逼上梁山"的"山大王"。

《水浒传》“逼上梁山”叙事学分析

运用叙事学中关于叙事逻辑、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方面的理论,分析《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叙事艺术。认为"逼上梁山"的逻辑结构是镶嵌式复合序列,视角的转换、时序的调节和概述的运用使叙述方式多样化,故事结构和谐统一。

一百零八将“逼上梁山”者只占极少数

“逼上梁山”是反映《水浒传》人物命运的一个专有名词，自《水浒》成书以来，数百年间早已家喻户晓。但是笔者细究《水浒》原著，却发现一百零八将中，真正被“逼上梁山”者只占极少数（最典型的要数林冲），绝大多数梁山好汉并非被“逼上梁山”，他们上山的原因比较复杂，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类：1．被设计赚上梁山。这类人物以卢俊义最为典型，卢俊义在上山之前，与梁山泊毫不相干，只是吴用为攻打曾头市，忽然想起北京大名府有卢俊义这样一个人可以利用，才设计硬把卢俊义赚上梁山。

被谁逼上梁山

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像林冲那样真正属于官逼民反而逼上梁山的英雄其实很少，大部分人是随大流上了梁山。

逼上梁山的豺

当我掮着猎枪啃着鸡腿转过一道山弯，一眼就看见有只小豺孤零零地站在路旁的一棵小树下。这是一只还在哺乳期的豺崽子，绒毛细得像蒲公英的花丝。我急忙扔了才啃过两口的鸡腿，卸下猎枪，哗啦拉开枪栓。我知道，豺是一种母子亲情极浓的动物，母豺总是警惕地守护在幼豺身边，一旦发现自己的宝贝受到威胁，会穷凶极恶地扑过来伤人。我端着猎枪等了半天，也没见母豺的影子。

浅析人物塑造在古典舞中的表现——以作品《逼上梁山》为例

人物形象就是人物通过外貌、言谈、行为举止等具体元素向他人所展示的有关此人物性格、内质等抽象元素在他人内心中的具体反映。在舞蹈作品《逼上梁山》中，编导将林冲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鲜活，通过舞蹈语言，感情的传达表现出了林冲的壮志满怀、抑郁难平的悲壮心情。

谈“逼上梁山”和“赚上梁山”在《水浒传》中的意义

一部《水浒传》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在人物描写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转变方面的描写成就更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林冲逼上梁山的转变,但在描写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的转变上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描写人物转变的败笔,但从认识价值来看,赚上梁山却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学习《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平剧院的同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积极开展戏剧斗命，编演了革命历史剧《逼上梁山》，一九四四年元旦上演期间，伟人领袖毛主席曾两次到中央党校礼堂观看演出，并于一月九日写了《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重评延安平剧《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是在延安平剧改革运动中形成,并直接投射唯物史观与抗战政治的历史化文本。其创作过程数易其稿,其创作体制可谓集体写作的典型范例。尽管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在苦难—反抗—成长—解放的整合理路下归于平静。作为延安平剧改革的开拓性成果,《逼上梁山》为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融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对建国之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品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宝剑出匣斩邪奸——赏析《逼上梁山》

名曲《逼上梁山》出自长剧《林冲》,该剧由曾经是＂世界上年龄最大、表演时间最长的艺术家＂、粤剧一代宗师罗品超的首本戏之一,于20世纪六十年代首演。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他刻意再将＂逼上梁山＂这段重头戏搬上舞台,请著名编剧家、音乐家陈冠卿重编、撰曲,并进行新的音乐唱腔设计。新的《逼上梁山》全剧不到一个钟头,但连唱带做,突出份量很重的＂唱＂,将主人公林冲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

早年“逼上梁山”,晚年锲而不舍——访肖甡教授

学者简介:肖甡,1937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大校军衔,正师级。现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参编和主编著作23部,专著4部,论文170余篇,累计570余万字。著有《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1921—1949)》(主编之一)、《最后的决战》(主编)、《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主编之一)、《两种命运的决战》(二人合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百人百事》、《锋芒初露:中共早期军事活动纪实(1924—1927)》等。

水浒“好汉”上梁山原因述论

众水浒“好汉”是在《水浒传》的第七十一回之前走上梁山的,综观他们上梁山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被官府逼上梁山、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在水泊快乐生活的吸引下而落草梁山、为躲避刑律的惩罚而上梁山、被情势所迫不得已而归顺梁山、因慕宋江之名或在宋江的劝说下而上梁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