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产生与生产：从南京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空间具有政治性,是政治对抗的场所。南京大屠杀在军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于特定的空间里,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普通平民被屠杀的背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其殖民统治秩序的图谋。但空间是多层次的,在南京大屠杀的空间中,外国侨民进行了局部的空间生产,产生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战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基于历史遗产进行了空间的再生产,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战争记忆与和平理念。但空间不是全然“被动”的,在被生产出来以后,它也自我生长,逐步获得按自身逻辑表达和诉说的能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全纪录

提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社会一般都把目光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后逐步建立的各座纪念碑；实际上，自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起，人们即已陆续为其死难者立碑。迄至今日，全市已一共建立了25座遇难同胞纪念碑。本文在调查档案资料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此25座纪念碑建立、毁弃与改建的情况，碑文内容，以及彼此间的异同点，作出全面介绍和比较研究。

简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雕塑群说明文字的英译

"纪念馆"的重要性无与伦比;馆前雕塑群起很好的辅助作用,但其基座上的英译文有改进之处。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解说词误译问题探究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展列图文,再现历史史实,旨在向国际社会彰显国家立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然而,馆内图文资料的日语译文,却存在多处偏误。除却因工作人员疏忽、大意造成的错字、漏字、漏译和加译等显而易见的问题,词汇选用、译文建构和组织方面的疏虞也不在少数。从话语翻译研究的视角,对馆内图文的日文译文的疏漏进行分类归纳和分析,旨在提请相关部门重视,从而使国家话语得到合理阐释。

探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列展示空间氛围营造技巧

从视觉因素、听觉因素、触觉因素等方面分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陈空间氛围营造的技巧。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万人坑遗址＂环境调查及其对遗骸的影响

本文现场监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万人坑遗址”内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状况，分析了环境因子对馆内遗骸和土遗址的影响。虽然遗骸和土遗址已经进行了有机硅树脂和有机硅氟树脂保护，但环境因素的影响仍不能忽视，尤以湿度差异、盐分结晶对遗骸和土遗址的破坏作用最为明显。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目前国外应用较多的遗骸保护技术。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同胞姓名录

这部分名录系根据我馆馆藏档案中所载有关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材料整理汇集而成,按其遇难地点分别集中统计排列,文中所载受难者姓名仅为档案史料中之一小部份,因限篇幅,难以逐人刊出,但仅这一部分名录中我们即可验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残酷。“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不容否认。

从“回应”到“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及功能扩展

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回应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也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编史建馆立碑的呼声,南京市开始筹建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并编写南京大屠杀专史。筹建纪念设施及编写专史,得到了江苏省、南京市有关方面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在来南京调查访问期间,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并提供了日方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纪念馆筹建期间,南京市开展“活见证人”的普查,发现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口述史料。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虽然之前馆名曾多次变化,但在开馆前最终确定馆名,并请邓小平题写了馆名。建馆35年来,纪念馆的功能得到了很大扩展,在奠定南京大屠杀历史叙事架构的基础、爱国主义教育、南京和平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浅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的地标意义

该文从地标建筑基本特征出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在城市历史文化、地域特征、空间组织、视觉法则、象征手法、建筑历时性和共时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该馆作为地标建筑的基本概念,从而揭示该馆扩建工程的地标意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陈列与记忆

1982年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右倾化,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世纪80—9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览的主题强调“生与死”“痛与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凸显日军百人斩比赛、遇难者丛葬地及30万遇难者。2007年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后,纪念馆的建筑及展览的主题凸显“战争、杀戮、和平”。2015年三期扩建工程竣工后,凸显国内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救援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复兴之路。几乎所有展览都强调个人的痛苦、牺牲、耻辱是因国家的贫弱而导致,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转化成为国家强大必要性叙述的一个支点。

悼念仪式中的记忆重塑——以“12·13”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为例

＂12·13＂是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日。为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从1994年起,南京市每年都在＂12·13＂举行悼念仪式,已连续坚持了17个年头。这种悼念仪式,以相对固定的主题内容、多样元素的表现方式和广泛参与的人员阶层等发挥导向作用,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塑公众的理性记忆,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值得倡导和推广。

纪念馆游客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配对样本t检验、IPA等定量方法研究纪念馆游客满意度及其主要影响因子。因子分析提取出影响纪念馆游客满意度的"资源特色"、"旅游产品组合"、"服务质量"、"环境设施条件"与"交通便利度"5个主要维度;20个影响因素满意度均值与重要性均值之差均为负值,配对样本T检验显著,目前纪念馆旅游产品供给与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存在显著差距。IPA分析表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整体设计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保存有大量详实的战争遗迹和资料,是纪念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应以更高的标准进行维护和建设;丰富旅游活动内容和配套多样化的展陈手段,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满意度;但更为迫切的是改善服务设施条件、提升纪念馆管理的人性化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国家公祭:为南京大屠杀300000遇难同胞

为战争灾害和意外灾害中遇难的普通民众设立哀悼日,举行国家公祭,已成为国际惯例。我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下发公告,三天举国哀悼,以国家公祭的最高礼仪,向数万遇难的普通百姓志哀,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见证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同时引发了我们也应该为南京大屠杀300000遇难同胞举行国家公祭的思考。

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建构过程研究——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我们懂得骄傲,也懂得悲伤——痛悼汶川地震遇难同胞

在天空之下,在山川之上,在街巷之间,在村舍之处,在心灵之所,在生死之途,汽笛、警笛凄厉地鸣响,汶川大地震7日之后,14时28分。

缅怀遇难同胞 祈愿国际和平 旅加南京同乡会率团回乡参加公祭活动

2019年12月13日,是第六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国家公祭日。在此前后,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纷纷举行纪念、研讨活动,呼吁勿忘历史、珍视和平。旅加华侨华人更是踊跃参加,加拿大南京同乡会还组团回乡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据中新社报道,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与安大略省省议员白必勤,12日在安省议会大楼内举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会。同一天,温哥华华埠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暨"勿忘历史.

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新设“中国远征军缅甸仁安羌大捷”专栏

2010年4月20日,在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文物捐赠仪式上,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副会长、原中华民国驻印武官杜武先生长子杜融先生,将一批家传的抗战文物捐赠给该馆,包括一对雄狮、雌狮象牙精雕。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戳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就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制造出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为悼念在日军大屠杀中我国遇难的同胞,1985年。

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深切哀悼遇难同胞

8月8日凌晨,甘肃省舟曲县因强降雨引发滑坡泥石流,堵塞嘉陵江上游支流白龙江,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明确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