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情、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人教版义务教育英语新教材的编写理念、亮点及实施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编审刘道义访谈

葛炳芳: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基础资源,是学生重要的语言输入材料,对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关重要。《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义教课标”)实施已有两年多,遵循课程方案和义教课标理念编写的义务教育英语新教材也即将出版。面对这一情况,一线英语教师和教研员迫切想要了解如何用好新教材。鉴于此,笔者特邀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编审,人教版义务教育英语新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主编之一刘道义老师,从新教材的编写理念、新教材如何以“守正创新”理念做好“守正”与“创新”、如何理解新教材中的“问题”“主题”“活动”核心要素、一线英语教师和教研员如何用好新教材四个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为大家用好新教材提供助益。

道义感召、数字破局与文明互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何以构建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空间,在助推社会各领域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赤字、安全困境、政治和文化霸权等严重问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对时代问题的必然回应。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要明晰并尊重网络空间“超地域”和“去中心”等基本媒介特征,处理好其与物理空间乃至自身不同主体间的契合或张力关系;“道义”感召甚至成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动力机制,要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立场上,以“正义”铸魂、以情感共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交往上,则应秉持“互鉴”原则,既要不断创造并包容融聚了异质文化基因的新文化样态,追求超地域性的价值、规则共识等,更要打破网络“霸权主义”“中心主义”思维,尊重文明的主体性、多元性等。在媒介技术维度,则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数字智能公共产品等措施,破解世界数字鸿沟与西方话语垄断困局,为“正义”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

论国际舆论场中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道义制高点

互联网已成为国际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意识形态始终是舆论斗争的主要议题。西方围绕意识形态议题的对华舆论围攻,旨在通过凸显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来构筑遏制中国的“西方围墙”及“世界栅栏”。中国切不可掉入意识形态对抗的话语陷阱,形成与西方为敌、与世界为敌的被动局面。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处理国际纷争,是中国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斗争走出的一条新路。在世界再意识形态化趋势下,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国际公共产品,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面对西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在对内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外要凸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来抓牢国际道义制高点,赢得国际话语权。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直播带货的道义困境及其应对策略——基于道义经济学的视角

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占比不断增长的数字社会中,乡村直播带货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主要路径之一,推动众多农民与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相衔接,促进农民收入提升以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大国小农”的数字化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要将共同富裕战略与乡村直播带货实践有机耦合,在推进乡村直播带货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反思性借鉴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理论,发现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乡村直播带货,必须塑造相对平等的参与机会、合理的数字红利分配、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完善的保障制度,构建适应乡村直播带货的数字道义。然而,由于存在数字鸿沟下弱势农民参与边缘化、流量分化下红利分配不平等、乡村“原子化”下村民互惠不足、新型数字风险下保障制度匮乏等原因,乡村直播带货可能带来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非预期后果,应通过提升弱势农民数字参与能力、强化乡村直播带货红利共享、构建乡村直播带货分工体系、完善乡村直播带货保障制度,夯实乡村直播带货中的数字道义基础,增进数字化转型的普惠价值,在推进乡村直播带货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基于模糊逻辑的医学人工智能:开启道义之维

基于模糊逻辑对医学人工智能进行探讨,论述了医学人工智能在医学和医学伦理学领域的重要性,并对传统人工智能在处理复杂系统和模糊领域方面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提出模糊逻辑作为解决方案的观点,并强调模糊逻辑相较于经典二值逻辑的优势以及模糊逻辑在医学人工智能中的发展和应用。通过阐述模糊道义论的发展,说明它为医学人工智能在处理规范性领域提供了新的逻辑框架和操作化工具,并能为医学人工智能决策和伦理决策提供支持。总之,基于模糊逻辑的医学人工智能对于处理医学伦理难题和医学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医学实践和伦理决策提供了实际相关性的支持,并展望了其与道义逻辑相结合后在未来的发展前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道义现实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公共外交

百年变局,百年潮涌,全球文明互鉴和中外人文交流深度发展,中国作为崛起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形象、故事亟须更多地方形象、故事的填充与发展,如何讲故事、树形象、谋发展面临更多挑战。本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的前提提出一个道义现实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框架,认为领导者作为驾驭全局的能动性要素,对地方领导干部公共外交素养进行命题,从国家形象视角、国家利益视角、话语权视角分析其要求,从概念范围、来源与切入点对其进行辨析,从指引方向、有效路径与现实检验对其培育进行研究,服务中国外交和地方发展大局。

基于建议话语中道义情态助动词研究探讨中德心理咨询师语用身份构建

医生的语用身份构建已被证实对医患沟通效果有显著影响,然而,心理咨询作为“以言治病”的医疗活动,咨询师在其中的语用身份构建尚未得到关注。鉴于建议可能带来的面子威胁,心理咨询师往往会根据情况审慎选用道义情态助动词,用以动态调整和构建恰当的语用身份,以期提高心理咨询的效果。据此,本研究引入语用身份论,探讨中德咨询师在实施建议言语行为时所选用的道义情态助动词对其语用身份构建的作用,相关构建策略以及不同类型语用身份的构建动因。研究发现,中德咨询师在建议话语中运用不同情态强度的道义情态助动词,结合称呼语和语气的选择,动态地构建了不同权势高低的语用身份。中德咨询师均普遍倾向构建低权势提议者和同等权势身份,而中国咨询师相对更多地构建教导者身份。研究认为,中德咨询师不同权势高低的语用身份构建是对于当前语境中咨询沟通目的以及来访者心理语境顺应的结果。中德咨询师依据对于来访者采纳建议必要性的判断进行语用身份的动态调整,其语用身份选择受到所处文化背景影响。

数字经济中的道义内涵与实践

依据道德社会学与经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框架认为数字经济的道义可分为生存道义、关系道义和象征道义,对其道义内涵的阐释和理解需贯通西方理论与本土观念。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既有对传统道义的融合,也有在生存向度、关系向度和象征向度上对传统道义的去除。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谋求的是一种道德生活,需要基于伦理精神在实践中发展数字经济。

道义与事功的统一——陈亮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再研究

面对南宋秩序重建的两大主题,陈亮摆脱了理学形而上思维下的道器分离论,认识到本质与现象是通过人的主体实践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提出“道赖人以存”的政治哲学观,把对必然性的追求转向人之实践本性的发掘中。通过重新诠释孟子的性命之说,陈亮从人心之同欲的角度联接起欲望和道德的鸿沟,“仁”的实现要通过主体操存其心达到,从而确立其“公私相附”的政治正当原则。为了保证政治实践中社会道义与民众利欲的一体而成,君主就必须“交修而用”君道和师道,从而使道义与事功在公利中得到统一。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道义情态“应该VP的”语义类型的语表差异及功能解释

道义情态命题“应该VP的”三种语义类型的重音模式表现为:重读“应该”,表达属实义;重读VP整体或其部分,表达违实义;无明显重读差异,表达未来非违实或者恒常性道义。前两种类型的重读成分是对比焦点,第三种类型则只具有普通的信息焦点。焦点标记“是”的位置和否定测试、“应该VP的”的变换和省缩形式也关联其语义类型。该句式语表形式和语义类型的对应可以从认知象似性和信息的可预期性得到解释。

道义情理型选择问句的否定用法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以“还是”为标记的选择问句为研究对象,集中在双项选择问句中一肯一否选择项的情况,聚焦于一种表否定用法的道义情理型选择问句,探讨了道义情理型选择问句的句法语义表现、话语识解及语境验证。结合道义情理型选择问句表否定的用法,探讨了选择问与否定相通的语用机制、句法机制、认知机制。

道义经济:村庄共同富裕的实践表达——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有着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本文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运用道义经济学理论,分析袁家村在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道义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研究发现,道义经济在其中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保障、旅游从业者之间的互惠平衡以及纳入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道义用工体系等三个方面,道义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实践机制在于制度设计、组织载体以及以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利益、权力、情感”之间的持续互动与共同作用,推动着共同富裕的发生、发展。道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具有作为目标的双重属性,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塑造了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为共同富裕在微观实践层面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四重审思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现代人”的生成为基本价值取向,以“人本”为根本定向,以“塑造高度文明的人”为价值追求的现代化范式。依循“道义之基—道义之脉—道义之核—道义之证”的逻辑理路审思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供确证理据:唯物史观的人学意蕴铺筑了“道义制高点”的道义之基;中华文明的人本向度展演了“道义制高点”的道义之脉;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物化实践构成了“道义制高点”的道义之核;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形塑了“道义制高点”的道义之证。

共同富裕的道义内涵

共同富裕的道义是共同富裕“属人”的道德义理、“为人”的道德正义、“人为”的道德义务之有机统一。共同富裕的道义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发端。马克思从为谁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服务三个方面框定共同富裕的道义出场、内涵和路径。依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中国化的共同富裕道义内涵经历了社会主义本质模式论中全体人民同步、同样实现富裕,社会主义本质功能论中个体平等获得富裕机会、占有富裕成果,社会主义本质特色论中突出制度正义导向、完成富裕整体要求三个发展阶段。立足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道义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道义理念、消除差距的道义原则、友爱互助的道义规范之一体化发展。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道德导向,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道义在阐明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特性中呈现力量。

孝养义务的道义论证成

孝养义务是指基于孝养实践中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基本人权与尊严的前提下,子女满足父母所要求的合理供养的义务。每个人都应当有孝养义务这一观点的规范性需要获得进一步的辩护。友谊模式、还债模式和特殊善物模式是目前被用来证成孝养义务的三种主要方式,然而,这些证成方式都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康德道义论有可能成为一种证成孝养义务的可行方式。将孝养义务作为对他人不完全义务的感激义务予以证成,指出孝养义务应当是一种对父母纯然由衷的善意,且培育良知、人类之爱与敬重,有利于让我们感受到孝道的强制力并将其进一步推广与实践。

善良、快乐、智慧与道义

我想给大家解释几个名词。我要说的第一个词是“善良”。善良是什么呢?是一个祝福。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天,是2006年4月21日,我小女儿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从医院出来,坐地铁回家,地铁里有一个女人在卖报纸,她背着一个小孩,小孩已经睡着了,垂着头,但女人手上的报纸还有一厚沓。我自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希望我的女儿来到一个好的世界,希望这个世界能更好一点儿。于是,我就把那个女人剩下的报纸都买下来,然后对她说:“小孩睡着了,你赶紧带他回去吧。”

“共赢”vs.“牺牲”: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

消费者在做出道德消费选择时,要面对丰富的道德产品,复杂地权衡功利利益和道德利益。算法决策推荐可以减轻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但是消费者在涉及道德伦理的权衡决策中对算法存在不信任,因为算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功利论来处理道德权衡问题的方式。本研究提出采用“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道德消费中的算法推荐信任有积极影响,消费者对功利论式道德观念的接受程度中介了上述积极效应。实验1发现“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会增加消费者选择算法推荐的意愿。实验2验证了“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正向影响,以及功利论式道德观念接受度的中介作用。实验3进一步识别了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即道德消费的“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仅会增强消费者对算法替代型决策推荐的信任,但是并不会改变消费者对于算法增强型决策推荐信任。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坚持真理性优先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重大历史蜕变,就是脱离真理性而玩弄“普世价值”,而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则必须坚持真理性优先。必须剖析西方意识形态把物化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权利本体和存在本体的三重虚构,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如何把“形而上”纳入科学的视野,戳穿新自由主义“自发自由”“自发自然”的谬误,发挥科学意识形态真理性优先的优势,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突出其先进引领性、科学信仰功能和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精髓。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的位序变化

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通常表达根情态。结果补语结构中它们的位序由句子的语义决定,理论上不可改变;描写补语结构中,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它们的位序可变,但实例中基本都位于“得”前。带“得”动补式中“可能”表达认识情态,若非辖域因素影响,其在“得”前后的位序变化自由。一些带“得”动补式中“能够”“能”“可能”在“得”前后的位序可变是因为,第一,带“得”动补式成分项之间的关系是既有一定的并立性,也有一定的非并立性;第二,“得”标明了主动词事件和补动词事件之间有蕴涵关系;第三,此时,“得”后成分为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