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史看主流价值文化的道义性问题

基督教之所以经历了"边缘—中心—边缘"的转换过程,原因在于文化的价值取向。罗马帝国精神世界有两大特征,一是物欲化,一是空洞化,这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基督教的胜利表明:一个政治构架的维系,需要能够提供道义崇高性的主流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复制了当年罗马帝国的腐朽,终而以道义的崇高兴,又以道义的失落衰。无论一个社会的实际状态如何,它的存在总是需要道义性支持的,这是主流文化构建的基本规律。

彰显道义性和科学性:应对抗疫中制度之争的思考

面对西方某些政客掀起的关于抗疫的制度之争,须作必要的应对,以对内增强制度自信,对外为应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大变局争取话语权。而这一应对,须从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大事实层面提升到价值观和理论层面,即彰显中国制度的道义性和科学性优势,这有助于跳出西方设定的“举国体制”和“民主制度”之争的话语陷阱,并在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中注入中国制度的优势。中国制度的道义性优势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内以群众生命安全而非资本为本,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其科学性优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为尊重科学、公开透明和自觉纠偏。当然,要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还须总结疫情应对失当中所暴露的国家治理短板的教训。

论优秀文化的真理性和道义性

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需要明确何为优秀文化。凡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契合真善美,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特点,因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就是优秀文化的基本标准。合规律性的文化就是真理性文化,合目的性的文化就是道义性文化,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文化就是美的文化,亦即优秀文化必然符合真理性和道义性。每个时代都有其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任何时代的真理性和道义性都是相对的,因此历史坐标下的传统文化,现实坐标下的当代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合法性与道义性:党内政治文化认同的双重特性

党内政治文化认同意指党员主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等的认可支持与共建共享。“认可支持”反映出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动态理解过程,其主要指涉“党内政治文化”命题是否合理合法的维度;“共建共享”呈示出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自觉内化,党员因切身感悟到党内政治文化所含蕴的公道正义而认同,其重点观照“党内政治文化”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党员主体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判断,主要看其是否合理合法与公道正义。党内政治文化认同的合法性,反映于本体和实践两个维度:前者从党内政治文化的意涵、功能和对象印证其本体合法性,后者从党内政治文化认同的主体、媒介和实践确证其实践合法性。党内政治文化认同的道义性,呈现于党的政治建设实际,其围绕坚定政治信仰、坚持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和净化政治生态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坚定党的政治信仰,是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道义性认同的主观呈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道义性认同的客观体现;提高党的政治能力,是党员增进党内政治文化道义性认同的关键途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员阐扬党内政治文化道义性认同的根本策略。

人情社会的道义性对法治乡村建设的抓手作用--基于网格化管理理论的思考

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法治乡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但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乡村的法治建设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乡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推进仍然举步维艰、城乡法律资源均等化发展仍然有待成熟等问题依旧十分突出。本文从网格化管理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构思人情社会中的道义性如何与法治乡村建设融合,进而为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破坏选择法、资源不均衡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国际道义性权力及中国的实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面临着价值危机、合作危机和效能危机三重挑战。全球治理本身是一种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人类集体行动,需要具有较强的国际道义性力量持续推进。可以说,国际道义性权力是化解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力量。国际道义作为利他性、合法性及约束性的正向价值共识,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基础。国际道义性权力能够塑造国际道义共识、促进国际道义行为并提升国际道义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作为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国际理念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塑造了价值共识;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为主要平台增进了全球治理合作;发挥道义示范效应带动全球性问题解决,增进了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在新形势下,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继续发挥国际道义性权力功能,为全球治理价值聚合贡献更大智慧、为全球治理合作升华提供更多方案、为全球治理效能倍增注入更强动能。

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

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的支持与共享。现代公民对国家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作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看它是否有道理和是否公正,据此可以把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区分为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两个基本方面。合理性认同是人们因为认识到核心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具有充足的理由而认同它,源于其内容的说服力。道义性认同源于国家治理公正性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良效),即人民所体会到的国家对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公正分配。道义性认同更多地取决于公众对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领悟和理解,不同于依赖理性分析的合理性认同,且在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加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性认同与道义性认同的力度,使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品质和准则。

以道义性编织制度的“笼子”

中国政治权力中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网络的任何一次披露几乎都会成为真实，这里不仅有着“表哥”、“房叔”、“房姐”、“房祖宗”之类的非法腐败，也有着“三公消费”之类的合法腐败。

论国家安全的道义性与功利性--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有句来自西方且流传很久的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今天,西方不断沉沦,世界乱作一团,有头脑、良知的国人都应当思考国家之间的义利关联,正确处理国家安全的道义性与功利性,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从道义性契约到法理性契约:党与民众的双重契约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党与民众的关系具有双重维度,两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契约。一种是道义性契约:党表明自己对人民的道义关切与价值承诺,并以自身的努力期待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则基于这种关切与承诺,期待党的有效领导,并通过直观感受形成对党领导的高度认同、自觉拥护。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党的角色是政治意义上的领导党,民众的角色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契约形式则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心理契约。另一种是法理性契约:党作为执政主体由公民选举决定,保障公民权利与社会公益,公民认可与接受党的执政,宪法法律对双方的责权利做出规定。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党的角色是进入国家政权系统的执政党,民众的角色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契约形式则是宪法法律的明确制度规定。明确党与民众之间的不同契约关系,对正确处理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推进两者关系的调适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功利·道义·和谐——墨子分配功利主义的伦理生态

分配不仅仅是物权占有关系的调节手段,它还是人的生活状态的反映。墨子认为,分配天然具有功利旨趣,从社会发展与人的生活意义视角,弘扬分配的社会功利意义,有利于实践民之"善生"。墨子分配价值取向的社会功利色彩,使分配成为义利天下的道义性担当。以此为进路,对理解经济生活的本质、实践当代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借镜之功。

论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指权力主体和公众领导与服从关系稳定和谐的客观状态。政治合法性基础一般主要包括:利益的满足,合法律性,权力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的支持,符合传统性,合道义性,个人魅力。政治合法性研究对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正确分析政治现象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三重向度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以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既是提升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构建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道义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传播性话语权三个向度进行综合构建,彰显出中国的国际道义引领能力、机制建设引领能力和国际气候传播引领能力,以此凝聚国际共识,汇聚全球合力,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大国崛起 道义先行——试论中国如何在道义层面崛起

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包括四个维度:经济性崛起、道义性崛起、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道义性崛起是中国全面崛起的重要支撑。但由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造成的国际体系压力与国际社会以美国为标准评判中国道义,致使中国在道义层面的崛起陷入困境。大变局与疫情交织背景下,中国需要抓住机遇,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战略信誉,努力摆脱道义困境,继而实现道义层面的崛起。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原则审思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将现代化发展优势及时有效地转化为话语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亟需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为突破西方的现代化话语裹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话语体系,要在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中明晰发展方向,坚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政治性;要在固本培元与守正创新相统一中提升理论自觉,坚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学术性;要在实践总结与理论升华相统一中探索发展规律,坚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要在独立自主与兼容并蓄相统一中消弭话语隔阂,坚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道义性。只有从政治性、学术性、科学性和道义性的基本原则出发,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由“他塑”走向“自塑”。

护理人员经历的伦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描述护理人员经历的伦理问题,分析影响护理人员经历伦理问题的因素。方法:采用改良的Fry和Duffy的伦理问题量表(Ethical Issue Scale)对上海市7家不同等级医院的903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护理人员最常经历的伦理问题依次为人员配备不足对病人造成影响、对治疗的知情同意、保护病人的权利和尊严等。护理人员的教育程度、职位和所在医院等级是影响他们经历伦理问题的因素。结论:护理管理者应增加与护士的对话,发展支持系统,制定、修改护理人员配备政策,为临床护理人员营造有利的伦理氛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社会意义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由最初的救急型举措经由道义性扶贫,最后达到制度性救助,由片面的城市低保制度向农村低保制度转变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最低保障。这种制度变迁的背后,反映着社会理念和制度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为构筑国民公平底线,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稳定百姓预期,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共享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正义战争论对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实践的影响

该文从正义战争论的演进剖析其实质,进而探讨它对现代国际法与现代国际实践的影响,指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应当兼顾其道义性与合法性,并强调合法的战争才是当代真正意义上的正义战争。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由最初的救急型举措经由道义性扶贫,最后达到制度性救助,由片面的城市低保制度向农村低保制度扩展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最低保障。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后,反映着社会理念和制度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为构筑国民公平底线,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稳定百姓预期,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共享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论儒家公私观的基本特点

儒家公私观在孔孟荀时代已经成型,它的基本特点有三方面:一是浓厚的道义性,二是持久的崇公抑私,三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性。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公""私"内容不尽相同,但这三个特点始终没有改变。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公私观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对中国文化、经济及社会发展也都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