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古典经济理性理论在两个方面一直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利益通约性问题,即不同主体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利益在质与量方面的理解如何通约;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经济理性解释理论本来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将其置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则更为凸显。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表明,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的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农民土地转出中的道义理性选择及现实困境——以核心产粮区典型村庄为例

本文通过对核心产粮区豫东地区典型村庄的调查,分析了农民土地转出中的道义理性选择及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土地保障功能的稳健、雇佣小农的发展和国家"重农政策"的推进三因素推动了当地农民土地转出中道义理性选择的形成,即根据对转出后土地可随时收回程度的大小,而非经济理性原则选择流转方式。这种情况下,代耕成为农民最合理的转出选择,入股、合作成为次要选择,租赁、转让则是农民最抵触的选择。但是在官方主导下,土地流转的政府偏好取代了农民的道义理性选择准则,农民土地转出中面临与意愿相悖的选择困境,并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对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应明确自身角色,减少或避免行政干预,赋予自发性流转以主体性地位和规制新土地精英的行为。

死刑观的认知基础

民众对待死刑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他们的死刑观总体上都可以归于“死刑有威慑力”的功利理性和“死刑适用是否公平”的道义理性。功利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威胁感知、死刑威慑作用的估计、当前死刑数量的估计、死刑的经济成本等因素;道义理性的认知基础包括公正世界信念、归因方式、对死刑适用中不公平因素的估计等因素。公众对死刑的态度融合了功利与道义两方面考虑,不同情境下会进行相应的权衡取舍。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社会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也融贯在一起,影响着人们对死刑的态度。

小规模农户的前途与经济性质文献评述与反思

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无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多快,无论采取何种力度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中国大陆农户的户均土地规模不可能显著提高。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业必将以小规模农业为主。小规模农户的特点、前途和经济性质,是我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涉农政策不得不直面的重要问题。对小规模农户的经济前途的讨论发现,相比注定消亡论,小农稳固论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证据支撑,也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是道义经济论还是理性小农论,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小农稳固论。如果更全面地考虑约束条件,重新审视目标函数,"道义小农"在本质上也是理性小农。如果在讨论时能够明确小农的目标函数与面临的约束条件,可以减少很多无谓的争论,也能将讨论引向深入。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谈战争与《诗经》

作者以宏观之视角 ,纵论中外战史 ,深刻展示战争的社会、历史原因 ,重点论述中国儒家的战争观和中国自古对内战争大一统的伦理、道义判断以及对外保国安边战争的正义之旗。作者以此为出发点剖析中国自诗的源头———《诗经》以来 ,战争诗歌审美判断中所包含的道义理性。并由之引发出对 2 1世纪混乱而失序的世界的忧思 ,对中国所可能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使命 ,作了充满激情的期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