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直播带货的道义困境及其应对策略——基于道义经济学的视角

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占比不断增长的数字社会中,乡村直播带货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主要路径之一,推动众多农民与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相衔接,促进农民收入提升以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大国小农”的数字化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要将共同富裕战略与乡村直播带货实践有机耦合,在推进乡村直播带货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反思性借鉴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理论,发现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乡村直播带货,必须塑造相对平等的参与机会、合理的数字红利分配、稳定的合作关系以及完善的保障制度,构建适应乡村直播带货的数字道义。然而,由于存在数字鸿沟下弱势农民参与边缘化、流量分化下红利分配不平等、乡村“原子化”下村民互惠不足、新型数字风险下保障制度匮乏等原因,乡村直播带货可能带来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非预期后果,应通过提升弱势农民数字参与能力、强化乡村直播带货红利共享、构建乡村直播带货分工体系、完善乡村直播带货保障制度,夯实乡村直播带货中的数字道义基础,增进数字化转型的普惠价值,在推进乡村直播带货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道义经济:村庄共同富裕的实践表达——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有着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逻辑。本文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运用道义经济学理论,分析袁家村在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道义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研究发现,道义经济在其中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生存权的保障、旅游从业者之间的互惠平衡以及纳入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道义用工体系等三个方面,道义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实践机制在于制度设计、组织载体以及以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利益、权力、情感”之间的持续互动与共同作用,推动着共同富裕的发生、发展。道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具有作为目标的双重属性,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塑造了共同富裕的过程,这为共同富裕在微观实践层面提供了经验借鉴。

土地的道义经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认识——基于安徽省L村的实证调查

我国农地制度的安排并非基于经济上的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是体现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虽然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产生了差异性,但土地仍承担着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在此基础上,农户之间分散的、自发性土地流转体现出道义经济的互惠原则。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既能够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能够保障村庄中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家庭生计的改善。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引入,以市场机制替代了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消解了土地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道义责任,对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的家庭生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形式主义者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也是只求利润的。而实体主义者则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行为以维持生计为目标。黄宗智、郭于华等人则主张一种综合的分析,即认为两种特性都只是传统农民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本文则主张一种动态的、纵向的考察,认为生存危机下的小农只能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而不可能去追求利润。随着生存需要的满足,农民也表现出经济理性特征。当前中国农民正处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过程中。

冰冷如今 温情如昔——斯科特“道义经济学”背后的理性脉络

政治社会学的典范作品《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用迥异于常识的"生存伦理"概念,展现了东南亚底层农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温情充盈的精神图景。深入发掘"道义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潜意识",将有机会摸清"理性"概念在社会学领域里不断丰满起来的发展脉络。斯科特富有洞察力与解释力的思路,促使我们反思体制改革前后国人精神图景中由暖转冷的色调变化,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以观察人们对往昔的眷恋和对当下的忐忑。

小产权房问题背后的道义经济学

从道义经济的视角探讨了农民赋予小产权房的价值追求,以区别于已有小产权房相关研究基础上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小产权房现象背后内嵌着农民有关社会公正、集体尊严等基本观点,是他们应对货币化、劳动力商品化的自我保护和社会反向运动。

道义经济视域下客家崇祖礼俗音乐中的民间艺人

在客家崇祖礼俗中,民间艺人参与的活动是礼俗的重要部分。在基于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经济学视角解读客家礼俗中民间艺人的行为以及背后蕴含的逻辑关系。客家礼俗中不同酬劳类型与血缘、地缘亲疏关系具有重要的内在关联,透过礼俗中不同的个体经济行为,揭示了客家族群的信仰与社会结构。

土地流转中村民关注焦点及其动因研究:道义经济学的视角——以成都市的三个流转样本为考察对象

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租金与收成的比较、土地使用租金能不能收回、合同时间的长短、土地的效能、生活的转变程度五个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关注,动因在于道义经济学所谓的安全第一、互惠关系与价值塑造,其表现为偏于保守的土地流转经济观、差序的土地流转信任观、价值塑造的土地流转生活观。

忍受苛待与近代农民工的道义经济学

面对搜身和体罚的侮辱,近代农民工大多选择逆来顺受。这是由于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其当务之急。默认体现出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忍受是其道义经济学的体现。能否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是他们考虑是否"逆来顺受"的主要标准。农民工的忍受,绝非简单地出于胆怯和无知。

发展型道义经济:贵州省N村家庭茶园的人类学研究

发展经济学与道义经济学理论意涵的结构性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将社会纳入其视野。N村家庭茶园的建设、经营以及产业化实践,在实现村民家庭生计“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诉求基础上,延伸性地发展出茶产业。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升村民应对发展主义话语挑战的能力方面亦有贡献,还培育出村民应对发展主义话语下市场经济挑战的能力。N村家庭茶园,不仅建立在村庄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之上,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陪伴过程中成长起来。该村30年的家庭茶园实践,彰显出发展经济学与道义经济学具有融合的理论可能和制度空间。

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范式背后的道义经济学

本文在有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这些研究背后的范式之争。阐释了范式之争背后的共同价值追求，以期为我国新一轮的农村土地改革寻找道义基础。

选举主义中的道义经济学:论菲律宾和泰国民粹主义的兴起

在菲律宾和泰国,关于民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一种是在国家精英层面上痛斥"买选票"式的选举腐败;一种则是在地方实践中,对政客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使选民社区受益,并保障了当地贫民的权益。这种以弱势人群社区为基础的共生投票行为可被称为"选举主义道义经济学"。随着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Estrada)和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治下民粹主义的兴起,之前隐藏在民间的选举道义经济学逻辑逐渐走到了台前,直接挑战两国精英的话语权。尽管拥有下层人民忠实有力的支持,这两人最后均因涉嫌贪腐而被迫下台。在菲律宾,阿基诺三世(Benigno S.Aquino III)作为精英改革者的成功掌权标志着民粹主义的式微,却也带来了新威权主义的抬头。在泰国,他信雄厚的选民基础迫使精英阶层求助于军队,期望借军事政变和宪政改革推迟选举,从而消减他信的影响。这表明选举主义道义经济学的民主逻辑在泰国已经扩散到国家层面,成为了一股强大势力。

非正规劳工移民的“道义经济”研究--以荷兰中餐馆为例

论文从“道义经济”角度,解读荷兰的非正规中国劳工移民与中餐馆华人雇主之间独特的劳资关系、经济实践及其观念逻辑。研究指出,荷兰中餐馆劳资关系往往呈现出一种“没有反叛的剥削”状态。非正规劳工移民初抵荷兰后,秉持“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伦理和道德观念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与中餐馆华人雇主之间构建起了相互依赖、互惠共存的关系,有自己的“道义经济学”。荷兰中餐馆非正规劳工移民的道义经济,实质上也是一种“生存理性”。

道义经济之争:基于“风险”的再思考

道义经济的争论在中国乡村研究中被一些学者尝试性地进行了综合,但这些综合都没有一个统领性概念。用"风险"概念来统领有关道义经济的争论,并统一前人的综合,将道义经济和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不同危险情境下处理风险的不同行动策略。在不同的危险情境下,农民对风险的考虑有一定偏好。

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

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经济伦理对商人的心理结构和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山西票号曾轰动一个多世纪,儒家伦理在票号经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生存与秩序——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和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等职。近年来，斯科特这个名字随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和《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等政治人类学论著被适译给中国读者而日渐为人们所熟知起来．其研究成果对于那些关注农民、革命、国家与地方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与阶级关系等问题的中国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

试论30年代东南亚农民起义运动的经济动因——兼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从农民的角度出发 ,考察了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和反叛问题。本文通过对该书部分观点的分析评价 ,探讨了30年代缅甸和越南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经济动因。

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

本文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指出不论是出于生存伦理还是风险投资,农民们的行为选择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只不过前者是生存理性而后者则是经济理性。

“三农问题”再议——《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启示

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受到历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界对其的研究也是不胜枚举,文章借助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参考。

乡村道义经济行为变迁研究——以贵州省马场坪农民工返乡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投身到打工浪潮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情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导致乡村的商品交易、酒席以及互惠帮工等道义经济行为产生变迁,而这些变迁一方面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打破了乡村道义“安全第一”以及“回避风险”这两大原则。本文通过分析农民打工返乡后道义经济行为变迁,思考乡村经济发展中利益经济与道义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