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势的紧张——论孟子的道势观

孟子的"道势观"以人的"生命二元论"为立论基础,"道"具有历史性、人间性和超越性,"势"具备有善性和向恶性,然而由于其德性伦理的主张,"势"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道"。道、势分离是基本前提,道高于势是根本精神,不可"枉道从势"是就士的出处问题而言的消极观点,得势行道是其积极主张。孟子的"道势观"塑造了古代中国典型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政治的发展和演变。

道势相依:关于书院制度盛衰循环内在脉络的探讨

书院教育制度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其发展经历了几度盛衰循环 ,体现出“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的双重性格。表面上看 ,“以道抗势”体现出“道”“势”的矛盾冲突 ,但实质上 ,由于“以道抗势”蕴涵的“道”“势”对立并不是“势”与“非势”的对立 ,而是此“势”与彼“势”的对立 ,即书院所倡导的理想之“势”与现实之“势”的对立 ,因此 ,“道”“势”是内在相依且可以转化的。“道”“势”相依既构成书院制度发展的内在脉络 。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论王禹偁道势兼顾的双重文化人格

本文着重探讨王禹偁的文化人格.认为其文化人格具有双重性,即道势兼顾.在实践行为层面上,通过王禹(?)恋禄行为的分析,指出其道势兼顾的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通过其政治意识二重性的探讨揭示其道势兼顾的双重文化人格的本质.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以其诗作为例,印证王禹(?)道势兼顾的文化人格.认为王禹(?)的文化人格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帝王权势异化共同积淀的合果.其积极从道的一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势、道、术——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观论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的传承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势、道、术”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特有的文化范畴,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可以从中汲取养料,走出一条有中国烙印的教育发展之路。在分析“势、道、术”的内涵和关系的基础上对应用型本科在实践中的“势、道、术”进行层层分析,提出应用型本科教育要在遵循教育“道”的前提下,把握教育、学科、专业、职业生涯发展的大“势”,且要“道术”并重,以“道”统“术”、以“术”得“道”,在遵循教育规律和价值观引领的前提下,精通并践行“术”中得“道”。以期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有所借鉴。

如何重述道统: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及其问题

回应晚清以降道统应为中国近代衰落负责等言论,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以历史论证道统正当性。这既揭示了道统之魅力,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道统辩护内有关于要严格道统还是泛化道统的争议;另一方面,道统批评者与道统论者在相当程度上互为颠倒,若无道统信仰甚至颠倒之,则从道统论者认定的历史现象出发,也可推出否定道统之论。道统批评的基点是道统为恶,道统辩护的基点是道统为善,包容双方或能探索更整全的道统史。

论明中叶三大传奇的“道”“势”观

《宝剑记》、《浣纱记》和《鸣凤记》都描写了忠义之士"烈烈轰轰做一场"的反权奸的斗争,反映明中叶士大夫恃道抗势的心态。忠臣抗争的方式有三种:批评、反叛和远离。在传奇中出现对这类行为的描写,原因在于明中叶思想统治的放松和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化。

特色普通高中建设中的道、势、术融合——基于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实践的分析

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是当前与未来普通高中发展的方向。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经过近十年的推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用传统文化中"道势术"理念来分析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实践:在特色普通高中创建过程中,"道"是引领特色普通高中建设的理念;"势"是特色普通高中建设所依赖的环境与资源;"术"作为特色普通高中建设中的特色项目与创建载体。分析发现,在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创建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道"不明、"势"不足、"术"不强。特色普通高中创建中"道势术"的融合要求做到以"道"的培育为核心,形成定位科学的特色办学理念;造"势"与聚"势"并重,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应顺势而为;做强做优"术",全面加强特色创建载体建设。

势差-廊道模型与中国技术流通网络的构建

势差-廊道模型表明技术廊道的通畅对技术流动的大规模发生意义重大。同时,一国也不必总是追求最先进国家的最先进技术,国内不同地区间技术势能差异很可能更有利于技术的交流。因此,构建中国技术流通网络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策选择,并有利于大国优势的发挥。只要我们努力实现文化、制度等的全方位创新,提供人才和基础设施的充分保障,国内技术流通网络就一定能刺激技术资源潜在效益的充分发挥,从而使中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大庆市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势、道、术”

“势、道、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三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成就事业发展的要素,自古以来,欲成事者,均需做到“势、道、术”的相互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必然趋势,黑龙江省大庆市作为全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紧跟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遵循发展之道,结合城市自身特点提出运行之术,助推大庆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排头兵。

内不愧心,外不负俗——论赵树理对儒家“以道抗势”传统的继承

"以道抗势"是儒家士人的传统,作为知识分子赵树理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作品创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以"现实主义"作为价值本原,以此作为反拨当代以来日益泛滥的左倾思潮的武器。虽然这造成了赵树理以后人生的悲剧命运,但是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赵树理可贵的知识分子操守,这也是他为后人所敬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夷齐形象塑造看势道之争

伯夷、叔齐的形象是随着历史被人为塑造出的。从夷、齐生活的殷末周初到故事成型的司马迁时代,《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都对其形象有极深的影响。《史记·伯夷列传》总结前人并有所创新,确立了此后两千年的正统夷、齐形象。随着三代理想世界的远去,现实政治对道冲击的变强,夷、齐形象逐渐丰满并远离圣人,接近普通人。这一变化背后隐藏着的,是士的政治需求。最终,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诞生,权势凌驾于道,内圣外王信仰变得难以实现。在此背景下,司马迁版本的夷齐故事为士人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解释:无论是屈从于世俗政治的权变还是降低自我定位的隐逸,本质上仍是把"道"放在第一位。

立道·言术·展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生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思想以"立道、言术、展势"为内在逻辑,构筑其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彰显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思想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理论结晶和经验总结,又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遵循和行动指南,是突破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困境的强大思想武器。

应用“道、势、术”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

应用和把握好"道、势、术"三个方面,积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服务企业改革、发展与稳定。

立足文化自信的油气管道行业特色安全管理研究

为改善企业安全氛围、增强安全软实力和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立足文化自信,通过理论阐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明晰“道法术器势志”的理论内涵并挖掘其中管理智慧,得到本质层、方法层、实操层、工具层、势能层、实现层、循环层等安全管理的7个层面。探究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的影响机制,阐述“四不伤害”重要理念的内涵,梳理文化自信演进脉络,说明文化自信对增强安全软实力的指导价值,构建特色安全文化理论体系与框架,并结合实践说明7个层面涵盖的内容。结果表明:特色安全文化理论框架为安全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能够指导能源企业开展安全管理实践;后续研究将推动理论框架在其他行业领域的应用研究。

遵道,抑或从势?——王安石政治实践中的“道”与“势”

王安石熙丰时期“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表现为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将君主之“势”与自己所发掘之“道”相结合的“借势行道”。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避免了二府、三司对新法的掣肘,实现了神宗与王安石的“道势合一”。但由于异论对变法的干扰,王安石选择“以势压道”,迫使异见士人离开权力中心,以使新法不“为异论所胜”。王安石的政治实践由“借势行道”“道势合一”至“以势压道”,反映出他在“遵道”与“从势”间的游移,这也是他被视为“不知道”、所行“非道”、行“申韩之道”的原因。

苏轼“应势适情”之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苏轼政治伦理思想一方面来自儒道之承学,另一方面则来自北宋的政治现实,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苏轼以“道”“性”为形上依据,通过论证道与物的辩证关系以及人性本无善恶的观点,得出以“时势”和“人情”为标准的政治原则。在政治践履方面,苏轼认为应以“变通”的方式应对时势,以“礼”的手段引导人情,最后导向“善治”,即“天下之所同安”的理想状态。苏轼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应势适情”为特色,包含着对经权变通的深度思考和对人本主义的坚守,为后世所接受、推崇与效法。

信息人社会的“纠结”与“给力”——信息人社会与势科学理论研究之五

信息化社会以来,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增无减,阐述这种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就是"纠结"。纠结的根源是主体占有的信息量小于环境对象的信息量,纠结的本质是主体信息缺失导致的不确定性。"给力"的本质就是主体得到了信息而产生的确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根本问题是信息的相互作用。信息可以归结为有序,复杂在本质上是信息急剧增长的结果,面对社会日趋复杂带来的种种纠结,人类唯一有效的应对战略就是信息战略。应对中国复杂文化纠结的根本路径,就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环节中,通过纠结变换,将作为纠结的约束打开,从而大大缩小交易成本,实现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

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

柳亚子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是士道的坚定持守者。一方面,柳亚子基于自觉的被养意识,要求当政者优礼养士;另一方面,他以道抗势,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刚健风骨。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有一个阶段性轨迹:在国共鏖兵之际,他对士道的持守为自己获得了较高的道德分值;新中国成立后,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发生一定的变化,由鸣而默。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共的角逐尘埃落定,二是“学而优则仕”的主观因素。柳亚子以反抗旧体制著称,并与中共领袖有深厚交谊,但他最终没有挣脱中国旧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宿命。柳亚子对士道的持守极具典型意义,这为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与参照。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