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及其原因

从学术史的意义而言,晚清道咸同时期是一个由汉学一统到多种学术流派纷呈的学术转型时期,本文以此为背景探讨了程朱理学的复兴.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的复兴是在批判汉学和王学的过程中进行的,而唐鉴进京讲学与京师理学群体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学术史编纂活动,不仅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重建了程朱理学道统体系,而且倡导了一种崇尚“正学”的社会风气,正面倡扬了程朱理学.这是程朱理学复兴潮流的自然奔涌.本文除从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寻理学复兴的原因以外,还特别强调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即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刺激,就此而言,理学复兴可谓是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产物.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编纂源流考述

清人选清诗是清代诗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常熟孙雄所著《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一部问世于清末的晚清诗歌选本。在此之前,孙雄编纂了规模更为宏大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所涉名家及诗作颇丰,这既得益于孙雄丰富的家藏及好友的帮助,也与他在报刊登载征诗启示之举有关。孙雄在《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中抛弃了雕版、铅印、石印等久已成熟的印刷方法,使用了在当时尚未普及的"钢笔版"印制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刊印速度且节约了成本。这种印刷方式,也十分符合孙雄在编纂《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中提出的"信手捏取""未为定本"等指导思想。

论清人辑选清诗总集的“诗史”观——以《诗观》《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中心

清代诗坛,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诗史"观是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清诗总集的编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邓汉仪《诗观》、张应昌《清诗铎》和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典型代表,它们从凸显"诗史"观的编纂体例、绍诗史的辑选标准、重性情的诗史意识三个层面充分展示出辑者的"诗史"观。

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关系研究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新疆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矛盾激化,同时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新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因此,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探微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是孙雄编纂的一部收录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诗歌的选集,分为甲乙两集,体现了孙雄“以诗存史”的思想。该诗集在体例上仿照《国朝诗别裁集》但又有不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所选诗歌反映了晚清严重的内忧外患,反映了晚清中外交往史,保留了晚清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珍贵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浅析晚清田园诗中的入世精神——以“道咸时期”田园诗为例

道咸时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接连爆发,清政府摇摇欲坠,整个社会更是千疮百孔。在这样的危难时刻,诗人们没有选择消极避世,而是不被传统田园诗的风格所囿。他们在田园诗里大放异彩,控诉战争中的残暴行径,指摘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也歌颂爱国志士的勇敢无畏。本文旨在探讨这个时期田园诗中的入世精神的体现以及其保家卫国的社会价值。

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以道咸同时代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

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最重大变革的时代。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蒙昧之后,快速发展并且极欲改变世界格局,而古老中国还期冀因循守旧。中西文化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争端中,文学思想渐进式的改变。清初以来的华夷之辨至此已不复为中华民族体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争,而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区分,国变时期的文学担当与士人所具有的使命意识与民族身分无关,蒙汉文人共同成就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儒学一元的格局渐被打破,走向意识形态的经学批评驱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肇端,多民族融通、思想多元的文化格局形成。

道、咸、同时期清廷属国政策之研究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其后,当西方各国以武力方式迫使清廷屈服后,近代条约体系就成为处理清廷与西方各国关系的新准则。但至同治十一年前,朝鲜、越南、琉球等国仍以清朝属国身份,维系于它那残存的宗藩体制。不仅如此,为维护自身权威和统治,清廷于此时期内仍对它那残存的宗藩关系进行着必要的维护,但实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它的属国政策,多属消极被动应变。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道咸年间金石画家之山水画再探

本文以学术界对黄宾虹"道咸画学中兴"说范围的研究进展为起点,从仿的角度对道咸年间金石画家的山水画进行讨论。通过文献勾沉和风格分析,认为黄宾虹此说并非无中生有,他立一家之言,是有画史依据的。

论清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

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过程中 ,道、咸时期是人们关注最多的一个阶段。它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西北史地名家与名著的贡献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在这些学者中初步形成的一种治学上的群体效应才是真正将西北史地研究发扬光大的关键因素。

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

道光、咸丰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与学风的转变,从以考释为主而变为以论为主和以考为辅,或考论结合,这是考证上的新变化。与清初经世史学不同的是,此时史地学者的考证是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与筹边谋防联系在一起的。沈、俞正燮、张穆等史地学者原来也都致力于旧史辑佚与考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后来都走上了究心时务、以经世为志的治史道路。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 ,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 ,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 ,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 ,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 。

清道咸时期中朝文人交往方式探析——以李尚迪为中心

清代中朝文人交往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留京期间,中朝文人宴游唱和,以画纪事,写真留影;第二,临别之际,两国文人常以画图题赠,表达相思怀念之情;第三,在分别后,中朝文人通过互赠和互寄书籍、器物、诗作等方式,表达问候,以慰相思。由此可见,清代以来中朝之间日益紧密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佳话。

“‘道咸画学中兴’说”所涉画科原意考

本文从学术界对"‘道咸画学中兴’说"所涉画科的分歧入手,系统梳理了黄宾虹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论,认为"道咸画学中兴说"主要是指相关画家的山水画,兼及花鸟、人物,并对其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晚清重臣李棠阶与道咸政局——论李棠阶的为官亲民之道

晚清重臣李棠阶主要生活在道咸时期,以科第进身,累官清廷显要。作为清朝大员,他为官清廉,俭以济贫,关心民瘼,身体力行,提出一系列有利的治国主张,其为官亲民之道十分值得后人学习。李棠阶的为官亲民之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常操廉洁刚正之品德;二、常举勤政爱国之品行;三、常怀亲民悲悯之大义。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程恩泽诗宗韩、黄与道咸诗风

程恩泽诗宗韩、黄而倡导宋诗,以黄从韩出,并无所悖,而归于宗韩。论诗主张学问考据,与黄庭坚诗学同中有异。韩愈以文为诗而恣叙述议论,宋人学之,程诗兼习韩、宋,益为敷衍;近体多学山谷造语,亦存义山影迹;古体以文为诗,资于想象学问,学韩最为有得。道咸祁寯藻与之同调,何绍基、莫有芝、曾国藩无不沾溉,而郑珍最守程门师学,成就最巨。

崇彝及其《道咸以來朝野雜記》

《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的作者崇彝(1884—1951)於晚清掌故極熟。他晚年與鄧之誠多所往還,抗戰期間,尤爲密切。鄧曾命研究生許大齡、王鍾翰等向崇彝請教。鄧還與他討論過此書的體例、門類,甚至直接潤色行文。抗戰勝利後,崇彝生活日漸窘迫,幾至售書度日,鄧曾居中介紹。解放後,爲紓崇彝生活之困,鄧曾多方説項,以期使他能進入文史館,但崇彝終於未能等到這一天。

道咸年间祁太平与张家口之间的金融汇兑——以张家口分号书信为重点

道咸时期,山西票号业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中国的金融经营也初步完成了由张家口向祁太平之间的“金融中心的转移”,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金融经营基本上趋于平稳发展的阶段——与山西商人在草原和恰克图的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的贸易状况保持同步,也与张家口的“市圈效应”保持同步。整个中国的白银货币区域化格局也基本形成,山西票号在张家口与祁太平之间的金融汇兑更表现出“标期化”特征和倾向,山西票号的利润有机构成固定在了得期、得费、得利的三分结构上,张家口城市的内地化倾向初露端倪。目前现存的山西票号的往来书信清晰地给出了山西票号在张家口的展开金融经营的变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