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器活动中道器关系探讨

通过制器活动来解决中道器关系是较为理想的途经。本文通过对道器关系的探讨，了解技术的维度，从萌芽、发展、成熟三种不同形态的技术具体分析制器活动中的道器关系。

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试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器观的价值开新

无其道则无其器,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离的道器关系三层次,是船山在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的前提之下的道器关系。船山实现了对传统道器关系阐释的价值开新。

重道并非轻器

中国古代重道轻器这一观点目前在设计理论界颇为认同。其原因是,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这一原因追根索源是中国古代太重意识形态,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重道轻器。另外,儒家观念中也有一些对生产劳动轻视的言辞,加之对它们片面理解,就成了持重道轻器者的理论依据。笔者认为,重道轻器的观点有很大的猜测性,理论依据不足。故笔者通过驳斥重道轻器所持的理论依据和梳理中国传统的道器关系,提出道器一体的哲学命题。道器相对独立相互依存,重道必先重器,重器必先重道,道器一体,道器并重。中国古代重道但不轻器。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论王夫之与郑观应道器观的异同

关于王夫之的道器观,方克立在《王船山道器论浅析》、《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等文中已论之甚详。木文拟以此为据,试对王夫之与郑观应的道器观之异同作些分析。 一 关于道体器用 道体器用,是王夫之道器观的一个基本涵义。这里的“道”指太极即世界的物质实体,“器”指太极絪缊化生的物我万象。道体器用的关系,是指木体(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首先,他从气一元论出发,发挥了张载“太和所谓道”的观点,认定“道”是“太极”。

“器”对“道”的不断挑战:近代中国道器观的嬗变

近代中国道器观的思想来源有“道本器末说”“治器显道说”或“道器合一说”;晚清道器观关切核心是如何对待西方事物以及学习西方,因而“道器”往往与“中西”“体用”“本末”一并出现,多元发展并有诸多复杂面向;民国时期道器观到梁启超提出“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说已基本趋于统一,其后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说也基本不离梁说的思路框架。综观明清至近代,虽然主流观念中视“道”高于“器”的认知结构并没有被颠覆,但“器”对“道”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其也得到更多关注、肯定和重视。“道”“器”各自的内涵,“道器之辨”、道器关系和道器观,都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和更新的,乃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重要缩影。

原器

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器的世界。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发明与制作了各种器,作为"形而下之物"的器受现象界的因果律与必然律的支配,此谓之器性;但另一方面,人类发明与制作器不仅仅为了满足物质性生存的需要,而且试图体现其超越动物式存活与工具式生存的超越本性,此即所谓"制器尚其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器其实是道的开显与解蔽方式。真正的制器过程应当"技进于道",即通过制器来实现自然的合目的性与自然律的合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的客观规定性的统一。

“道”“器”关系的变化对宋代钧瓷器物形制的影响

宋代理学的兴起,改变了先秦以来传统的＂道＂＂器＂关系。先秦的儒家并没有像宋代理学这样,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理＂＂气＂关系解释世界万物万事的生成,孔子在以＂仁＂为中心的论著里讲述的是具体做什么,而非是什么与怎么形成。在《周易》中道器关系未曾涉及,反倒是道家思想中有道器之辩的诉说,老子的＂道＂生天地万物说,极大地强调了＂道＂的作用,而将＂器＂放到次要地位。但老子的＂道＂基本上讲的是客观规律,没有像理学家这样，附会了许多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内容。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为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鐵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为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为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系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為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漆画物语│以残美之器,述大道微明

以器喻人、以器明理,充满哲思。穿越数千年的制器史,叩问古人对“器”的有关论述,或许能够感知东方制器之魂。老子笔下的“器”,充满恢宏的想象力,天地之器盛万物,“朴散则为器”,是道器关系的哲学观照。器是漆艺古典精神的载体。论及中国漆艺历史的构建,是一个走向传技、授艺、悟道的充满禅意的造物过程。

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考察。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后者又带来新的困惑: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苏联的出现使"西方的分裂"明显化。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这一选项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世界上很多人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自身的"道出于二",而热心学西方的一些中国人则早在北伐前后就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可知从中国看世界,也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乐器,人类音乐文化的凝聚体——"声器关系"理论试释

一、“声器关系”新认识。一直以来，我们在音乐艺术门类中的声乐与器乐的关系上，似乎不加怀疑地认同着一种传统看法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乐器是歌唱的进化，乐器为歌唱伴奏，器乐即为声乐的发展，从属声乐。乐器后于歌唱，声为本，器为末。这种传统的看法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声本器末”。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衷尔钜一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

永嘉学派的解《易》进路——以薛季宣、叶适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叶适都很重视《易》。他们对《易》之地位与成因的回答、对"道器"关系的解决、崇阳黜阴的主观选择等都突出了永嘉学派解《易》的不同进路。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其思想渊源。我们重视对叶适哲学思想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他的思想先驱、永嘉学派的导源者薛季宣和陈傅良哲学思想,本文试就对他们作一点初探。

道器交濟:形而上下之中

道与器，乃中国古典思想之重要范畴。道器关系倘观之以现代知识背景，涉及一系列对立项：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一般规律与个别事物。安置于此硬性对待座架，两端之高低重轻判分甚明，理念高于现实，本质高于现象，一般规律高于个别事物，重普遍而轻特殊，重抽象而轻具体。

社会变革中的壮族天琴音乐文化

壮族天琴的"音"与"文"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对于礼乐,儒学认为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如礼不只是玉帛类的礼器,乐不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更有与这些礼器、乐器相关的文化。从文字学与哲学的视角来看"道器关系"可以理解为:"道"即文化载体,"器"为能盛载之物,乐器对应道器。中国文化有文以载道、书以载道、画以载道之说,更有器以道之说,可谓"道器不二"。乐因有器而显现、而存在,器因有乐而被赋予文化意义(1)。音乐与文化密不可分,所有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都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当中,两者相互依存、交融,相互促进。

苴却砚设计流变中的传统器物美学意识探究

文章通过对苴却砚设计流变中题材变换和审美意识的梳理,探究传统器物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传统工艺继承和革新的启发。通过对苴却砚的历史溯源,概述其发展及现状,分析和总结苴却砚从古至今图案设计中的题材流变以及审美意识转向;探究传统器物的艺术文化内涵如何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时代主流文化两方面的影响,从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梳理了传统器物美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围绕道、器关系,分别从儒、道、释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苴却砚石文化中的传统审美意识。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文化面对使用群体与对象的改变,亟需转型。

论“文质彬彬”的设计学意义及其与《周易》设计思想的关系

"文质彬彬"是孔子提出的关于"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命题,阐发了"文"与"质"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论语》《周易》等文献中,"文"和"质"不仅具有道德修养层面,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文明成果层面的意义,而《周易》"道器"关系思想恰恰深刻揭示了包括设计活动在内的文明成果与其蕴含的"道"之间的关系。通过"文质"关系与"道器"关系的相互参照,能够阐释出"文质彬彬"这一命题丰富的设计学意义。

循道制规 崇德重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合规文化

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经过长期的科学实践、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国对社会伦理和治理法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形成了系统深入的认识,体现了古人对思想道德与法律制度之间道器关系的辩证认识。“法”“度”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石,历来受到中国历朝历代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