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契所保存的历史记忆——以《上海道契》英册1-300号道契为例

上海道契是1843年后上海土地永租的原始记录,它为研究开埠前后上海城郊由乡村形态向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文系统整理了英册前300号道契,将道契分地逐一定位,在此基础上,根据道契资料提供的自然、人文景观信息,复原了开埠前上海北关外乡保、人口、墓冢、河道等景观要素的分布,揭示了开埠初至1861年城市景观从沿外滩一线逐步向西扩张的历史过程。

近代上海法租界与法册道契

法租界为近代上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界屡屡出现的越界筑路与外国人经常性的越界租地,彼此交织。以往的论述多聚焦于越界筑路,视其为租界扩张之前奏,实际上大量的越界租地更具有蚕食性。法册道契作为在法租界内执业之主要凭证,在诸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总体上说,法册道契的发放与法租界的扩张过程是一致的,但透过对道契档案的解读,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法租界从设立到扩张的诸多细节及其微妙关系。

法律制度近代变迁的多样性——以上海道契为例

为了探究法律变迁的其他道路,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着眼于历史发展的不同侧面与不同过程,以不同的观察视角来进行研究。道契是外国人所持有的租界土地的产权凭证,围绕着道契产生的一系列的土地丈量、契证申领等地政管理方法具有近代法律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契证管理制度、专门的地政管理机构、总工程局以及吴淞开埠中的地政实践相较于传统已有很大变化。结果表明:国家变法并非法律变迁的惟一形式,还存在着不同的变迁道路,法律制度的这些变迁形式还成为国家改革事实上的准备和铺垫。

上海道契与近代土地契证的实践

上海道契是上海租界中适用的土地契证,由中外双方谈判确立。虽然在形式上与中国传统土地契证相类似,但由于受西方契约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的影响,在本质上其为近代土地契证。受这种契证制度的影响,传统社会也开办华商道契,与田单等传统契证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成为近代土地契证的最早实践。

清代上海县以下区划的空间结构试探——基于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

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目前最低一级一般只到县。县以下的区划虽也有一些成果出现,但至今尚未成为气候。所以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里,除了个别情况,不研究县以下的区划。但这并非表示县以下区划的研究不重要,只是因为研究起来有诸多困难。

上海道契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

上海道契档案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开埠前后上海城郊由乡村形态向近代城市发展的历程，以及百余年间上海城市土地成交状况，为研究开埠前后的上海城市近代化历程及上海城市记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以道契为基础的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人文历史研究

以上海所保存的自1847年以来的道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优秀历史建筑人文历史的分析,将优秀历史建筑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疏理,为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与管理提供技术依据和基础资料。

档案管理对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以上海道契档案为例

上海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使上海从东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了今天屹立于东方的国际大都市,房地产历史档案记载了上海两百多年间,从开埠走向繁华的全过程,其中尤以上海道契最具有代表性。

道契制度: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

道契制度是近代上海租界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名曰"租地"或"永租",实际上与租地制度根本不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产权登记制度。本文主要系统利用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影印件资料,对道契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并把道契制度与中国传统土地私有制度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其优势和弊端。

双重所有权在中国法上的接纳与转承——从“一田两主”到挂号道契再到近代法律改革

传统中国法并不拒绝双重所有权,"一田两主"便是这种双重所有的中国式表达英美法通过对外殖民产生影响,也将双重所有权传入中国社会,这便是实施于近代上海的挂号道契制度。"一田两主"和挂号道契均经历了逐渐长成的过程,其间还发生了相互影响,复杂的接纳与转承关系由此产生,这也使永佃制和永租制、"一田两主"与挂号道契表现出制度的趋同性双重所有虽有域外与本土的不同渊源,但在中国法上的实践却颇为相似。近代法律改革时,不同渊源的双重所有权有着不同的命运,一切从西方法学理论出发的改革抛弃民间制度,最终使"一田两主"走向消亡。挂号道契有着西方法的背景,虽以信托法的形式转世,但双重所有的制度却并未得到移植。

晚清上海道契申领总趋势

道契是近代上海城市土地私有产权的登记证书。文章对2005年出版的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的资料作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工作。文章统计出了这段期间历年道契的申领面积、契内均价等数据,对晚清上海道契申领总趋势的若干特征作了分析。租界当局和洋商具有扩张租界的冲动,文章分析了引起这种冲动可能的原因,认为人口是最直接的主要原因,并用计量方法作了检验。

晚清上海道契土地数据的再认识(1843—1911)

本文从测绘技术角度出发,对晚清上海地区颁发的道契土地面积精度进行系统的考察。发现:1.在会丈局成立之前,未严格执行《土地章程》关于土地丈量规定,不少田单在转换道契时,未经官方重新勘丈即立契,特别是道契因二次交易产生的副契,这种情况更加严重;2.会丈局成立后,通过订立《上海会丈局酌议定章》,完善了道契测量、颁发流程,且杜绝了地保等以权谋私从中牟利的各种流弊,提高了道契数据精度:一方面查缺补漏,对未经官方勘丈又需交易的土地,须由官方勘丈后立契;另一方面订正了原田单中大量的错误数据;3.1900年之后公共租界清丈处成立后,由工部局派员参与租界土地勘丈,并负责编绘地图。由于采用了西方测绘技术,得出的道契土地精度明显高于会丈局。4.19世纪末,随着西方技术逐步引入,上海土地勘丈技术也有所提高,特别是采用新弓法,并使用经纬仪、平板仪、刻划带尺等科学精密仪器,采用测记法、支距法、交线法和极坐标法等测绘成图,提高了精度。

道契神合——何绍基与三晋学人

何绍基身历清代嘉、道、咸、同四朝，一生宦游丰富，交游广泛，而综观何氏一生交游，我们不难发现，他与其时著名的晋籍学人多有渊源，其中尤与张穆、祁寯藻二氏相交最契，相互影响也最为深远。透过何绍基与张穆、祁寯藻等三晋学人的交往，我们不但可以借此丰富对他们的研究和认识，也可以对晚清学术、史学、艺术、思想诸领域有进一步的多维思考。

从一起土地纠纷观察道契制度对传统地政管理的影响

近代之后,西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通过各种途径对传统社会产生着影响,列强为与中国贸易而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的租界,成为这些影响表现最集中的地区。在上海等口岸城市,外国侨民在租界中依道契制度取得土地权利。道契制度是中外双方通过谈判确立的租界土地管理制度,由于渗入了西方的法律意识与原则,表现出与传统土地管理制度完全不同的特征。由于租界"华洋杂居"的形成,道契制度的实践影响到传统社会的地政管理,我们可以从一些具体案例看到这种影响。董家渡码头是上海黄浦江上的一处渡口,

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土地交易、地价分布及其驱动力分析(1844—1853)

上海开埠早期(1844—1853)英租界地价在白银40两—100两之间波动,而真正增长在1852年之后,外滩并非是地价的最先决定因素,码头、交通和高地对地价的影响更大。其次,该时段的土地交易,除了华洋首租外,还包括转租、割租和添租等多种形式,首租为城市化的开始,后者为城市化发展的表现。第三,该时段外国商行和洋商是土地交易的主体,其中占地20亩的大地产商以大洋行的大班或职员为主,而中小型洋行或普通洋商在租界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特别是较晚来沪的洋商,直接向其他洋行租地,而非至界外向华人租地。他们对于地价提升、土地分割与产权转移的意义更大。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藏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地图考释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代城市地图与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区域城市空间研究

对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分析,目前有多种研究路径。这主要得益于开埠以来有关上海城市的大量资料的出现。除了中国传统的地方志中所保留的文字资料与舆图资料外,这一时期上海还有一些过去未曾有过的能详细记录城市空间信息的资料,如以土地永租性质的过割为主要内容的道契。

开埠初期上海英租界城市景观研究——以1855年《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洋泾浜以北》为中心

1843年上海依《江宁条约》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又允准英人携眷居住。1843年末,时任苏松太道道台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到1845年10月29日,终于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的范围。

上海开埠初期英租界洋行分布及景观复原初探

上海城市的发展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有显著的差别,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原有旧城的北郊进而是西郊,迅速矗立起来一座新城,而北郊与西郊在上海开埠以前或是荒郊或是田野,这种景观过去只是存在于文字的描述,但近年来。

淡井村、淡井里、淡井庙史迹考——上海地区古村落变迁研究之一

清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中,有一幅追溯上海早期历史的图,名为"古上海镇隶华亭境图",旁有"图说"。这幅图的东北部分,即相当于今上海城区范围,标注了几个旧村、里:盘龙里、横塘里、三林里及承福村、永泉村、淡井村、龙华村等,其中的淡井村地处今卢湾区,永泉(即涌泉)村在今静安区,龙华村位于今徐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