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生物学人性论到道德人性论——福山政治发展观的双重人性基础探析

福山的政治发展观基于双重人性论。一方面,他以生物自然科学为基础,在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过程中形成新生物学的人性论,认为人类天生是趋向城邦的动物、具有包容适存与合作的可能、情感先于理性而存在以及先天具有暴力倾向。另一方面,他以基督教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从人类的道德选择自由、宗教自律、赏善罚恶的正义评价体系等方面证明道德人性的存在。福山的人性论不仅超越了一元论的善恶之辩,推进了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而且在试图探寻人性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拓展了传统人性研究的范围。但其人性论有仓促和不成熟的痕迹,用人性论证政治理论时存在诸多矛盾,仍旧没有理清人性与政治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

自然人性论与道德人性论的交锋——重论鲁迅与梁实秋关于卢梭的论争

对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尤其是他们关于卢梭的论争,学界多从"人性论"与"阶级论"的对立加以解读。事实上,"阶级论"或者"革命学说"都是"自然人性论"在政治和经济学上的逻辑延伸,同时,梁实秋信奉的普遍人性论非常接近传统儒家道德人性论。因此,鲁、梁论战的激烈性和不可调和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近代中国自然人性论与道德人性论的必然交锋。

论康有为的自然人性论及其启蒙作用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也包括人性观念的变更。封建社会儒学把人的本性规定为礼义道德,这种思想可以称为道德人性论。儒家道德人性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它成了束缚、扼杀人性的工具。康有为认为封建社会这种儒学背离了孔子本意,在恢复、弘扬孔子儒学正道的旗号下,他以自然人性论对儒家道德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否定了封建社会正统儒学“性善论”、“性善情恶论”、“存天理、灭人欲”等固有观念。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开风气之先,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对两汉时期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人性论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根据,要进行道德教育就必须首先理清人性论问题。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不但对当时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包括两汉在内的后世儒家道德教育的人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学者孔子、孟子和荀子提出了各自的人性论思想,他们的人性论影响着两汉时期董仲舒与《白虎通义》中的人性论思想。

梁漱溟与柏格森哲学(下)

198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在内容上已有许多解放后的思想掺入其中,但其大旨则与当年相去不远。总的说来,梁漱溟此后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受到了中国哲学的背景影响,并且他又反过来用柏格森的一些学说企图对儒家的道德人性论作出新的解释。我们姑且把这以后的哲学称为后期哲学。梁漱溟前期的哲学基本以佛教唯识学为主体,后期则可视为以儒家心性学说为主体的道德人性论。在前期,梁漱溟并未将柏格森哲学和佛学揉为一体。在后期,他则企图将柏格森哲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

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之四) 鲁迅和中国历史上的左与右

该文尝试以左右这样一对相互对待的观念,区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两种不同的倾向,孟左荀右,尊德性为左,道问学为右。宋以降随着君主于权力控制的加强,人文思潮走上了千年左倾的道路,而佛道二教的影响,从义理上强化了这一趋势,使儒学道德主义向宗教发展,背离了原始儒教的入世情怀,直至清中叶,戴震彻底改写了前人对孟子的理解,为自然人性论的建立廓清了障碍,而这意味着儒家理性主义思想的完成。该文将章太炎和鲁迅,视作20世纪戴震思想和哲学的继承人,身在那个千年左倾的时代环境中,逆潮流而立异说,旨在铺设中国的成人之路。

他救与自救——基督教的人性论和救赎论与儒家文化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之对比

人性论是基督教救赎论和儒家文化的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对人性论的不同认识必然会带来对救赎论和道德修养论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从人性论的角度来对基督教的救赎论和儒家文化的道德修养论作一番对比从而找出两者的差异,并指出基督教的人性论和救赎论对于儒家文化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以及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应有的贡献。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首先是阐述基督教的人性论和救赎论;其次是分析儒家文化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最后是将二者加以对比,指出两者的差异,并说明基督教的人性论和救赎论对于儒家文化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以及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应有的贡献。

从精神超越到形体享乐——玄学心性论的一条发展轨迹

玄学心性论的兴起,对儒家道德人性论发起了一场全面冲击,使中国心性论哲学进入了以道家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崇尚自然,批判伦理;提倡个体,轻视群体,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风尚。它标志着人性的一次解放,也表现出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但是,这种批判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却并不彻底,更没有取代儒家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它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思想相辅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