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优先论:康德与牟宗三比较

康德为解决理性运用中的统一问题,依据逻辑确定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牟宗三则依据中国传统资源认为德行优先于知识。对两者进行比较发现,道德优先是康德和牟宗三各自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因而道德优先论之花开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待实践证实的道德理想主义。

论爱弥儿·涂尔干的教师道德优先性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主张的教师道德优先性,是指教师道德培养优先、教师道德影响优先、教师道德榜样优先,它受教师的意志以及内心信念的影响,关系到国家对教育的干预以及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最终关系到社会整合,所以,必须重视教师道德优先性及对其的培养。从涂尔干的教师道德优先性思想中可以看出,当前仍有必要强调教师的道德优先性,尤其在教师职前教育阶段,应该以“四有”好老师为标准,开展教师道德优先性的教育,即以理想信念指引教师道德优先性的培养、以道德情操规范教师道德优先性的运用、以扎实学识支撑教师道德优先性的养成、以仁爱之心保障教师道德优先性的体现。

论先秦儒家道德的优先性及其功利内容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与功利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但是,若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这里蕴涵着对儒家原始精神的莫大误解。儒家的确构筑了道德之于功利等的本体优先地位,这是儒家的伟大贡献,但是,在其原始层面上这一优先性却并不排斥相关的功利内容,相反,在表层的对立性中实际蕴涵着的是二者深层的统一性。本文即旨在揭示这一深层的统一性结构,以凸显儒家实践理性的独特性。

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历史唯物主义之创立是否消解了道德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之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实现了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之深刻转化。在此种转化中,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消解道德批判,而是将马克思早年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而生发的抽象道德批判置于"历史评价优先"视角之下,构建起道德批判、历史批判与历史辩护之生成性统一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范式,马克思早年的道德批判亦由此实现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之深刻嬗变。

斯坎伦论道德动机与道德的优先性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欺坎伦的实质性道德动机理论(moral motivation),如何能回答"我为什么要道德"的问题,并且他如何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道德理由(moral reason)较其它理由具有优先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斯坎伦的动机理论,诉诸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这个实质性的价值,来说明道德要求的给予理由的效力,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道德经验,而较之效益主义也不见得高明。其次,他对于道德价值较其它价值更重要和具有优先性的论证,也没有说服力。因为当道德价值与其它价值相冲突时,并不是道德价值总是优先的,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实践,远较斯坎伦描述的为复杂。宣称道德价值总是有优先性,是一个太强的论旨,因而缺乏说服力。

道德他律:我的道德重建的社会政治前提

在我的道德处于社会性解构之道德境遇中,道德他律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基本方式。道德他律的存在主体是国家,实践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担当起道德他律的社会重任,其前提是政府要成为道德的政府并获得其道德的道德形象和引导力量。这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在普遍人道、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政府道德优先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权力分散、制约、均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实践原则。

道德他律:我的道德重建的社会政治前提

在我的道德处于社会性解构之道德境遇中,道德他律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基本方式。道德他律的存在主体是国家,实践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担当起道德他律的社会重任,其前提是政府要成为道德的政府并获得其道德的形象和引导力量。这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在普遍人道、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政府道德优先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严格遵循权力分散、制约、均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实践原则。

道德挫折视域下“好心没好报”现象探究

道德挫折是利他行为者遭到受助者消极或恶意回应而产生的心理挫折形式,其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好心没好报",并由此而产生"助人不乐"的情绪后果。从道德挫折的视角探讨"好心没好报"现象,提出了对树立道德榜样、重建评价机制、提倡道德优先、坚持助人为乐的社会倡导,以期为诸多受教育者提供重要的行为抉择。

法治德治协同的逻辑根据与价值取向

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处于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之中,二者必须协同,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在都缘于人性的不完美及其导致的不正义上存在的关联性,使得二者的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可能;法治与德治在约束方式、约束强度、约束时间、约束空间上存在的差异性,使得二者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必然。基于法治在治国理政上具有工具价值与实用效能,而德治具有目的价值与引导功能,可以看出德治相比于法治明显享有价值优先性,故而法治与德治协同在价值取向上应该强化道德对于法律的支持作用,提倡由法治向德治协同。

论和谐财政的伦理精神

从伦理学看,不应该要求人们做其没有能力做的事,或者做出一种巨大牺牲是明显不合理的,在同利益严重冲突的情况下,要求那样一种牺牲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这种原则符合了理性到理性自我的概念,使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在和谐道德观基础上有机地联系起来。满足穷人基本需要的“消极”权利应该优先于富人奢侈消费的“积极”权利。财政分配道德上的优先性,不仅是和谐财政应该具有的内容,而且是从实质上调整贫富差距以实现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

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异化观:学术地位、主要内容及现实意义

异化观思维是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特色,尽管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关注因适应社会形势发展而出现由解构到建构的变动,对异化的评价标准也出现由道德优先到历史优先的转换。马克思将社会中出现的包括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等在内的各种异化都归结为劳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根本上体现为劳动客体外在于劳动主体,这典型地出现在分工日益深化的社会化生产中。显然,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异化观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便于我们理解和发现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也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两方面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加以审视。

当代制度伦理学构建的宏观思路

为解决当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调,必须创建制度伦理学。制度伦理学研究就是探讨制度和制度化的权力生成与运作的道德机制为社会制度实践提供道德目的、价值导向系统、行动原则和实践规范体系。

新时代儒商精神的培育及养成

新时代儒商精神是指以儒家价值为底蕴、作支撑的企业家精神。“儒”是以德性优先、礼敬孔子、认同并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人,“商”是通过经营来谋利的社会群体。“儒商”不是简单的儒与商的组合,而是具有士魂商才,即儒即商或即商即儒的人。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化与他化方式成为新时代儒商,赢得社会尊重。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期待培育与锻造更多的儒商,期待儒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校园欺凌的话语解析及其法治化转向

当代校园欺凌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延续了传统欺凌语义的社会话语,主要将校园欺凌作为归于纪律与道德调节的社会行为,但是现实中校园欺凌已经包含显见的违法因素,呈现出未成年人违法的向度。于是,作为社会话语的校园欺凌概念实际上以道德和纪律遮蔽了欺凌行为中的法律问题,无法为校园欺凌的法治化治理提供必要的话语支撑,甚至成为其治理失效的重要诱因。确认并凸显校园欺凌的法治语义,在"法律-纪律-道德"的框架中重构校园欺凌话语,进而以其统领包含法治教育和违法惩戒在内的校园欺凌治理体系,应当成为应对这一现象的观念基础和路径依托。

道德的本质:非自利契约论的核心思想

斯坎伦认为他的非自利契约论在回答为何要讲道德或道德动机形成的问题上具有以往理论所不具有的优点。而回答为何要讲道德或道德动机如何形成的问题也就是解释道德要求的"重要性"(即"必须性""合理性")和"优先性"。斯坎伦从道德的动机问题入手,通过形式和实质这两种解释的维度,阐释了这一问题。斯坎伦对道德重要性和优先性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他对规范伦理学层面的非自利契约论的一种辩护和论证。

最后的坚守——后人类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儒学立场

面对研判人类将以人工进化代替自然进化,将有更高智力、体力和更长生命周期等主要观念为内涵的"后人类"文化理论思潮,儒学可以发掘自己的思想资源,形成坚守伦理底线、道德优先、社会公平的理论立场,作出与现代人类道德良知保持一致的回应。从一个具体的,然而也是重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方向上显示儒学所葆有的能够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的文化生命力。

Unbelief as Sin versus Justification by Agape： A Dialogical Response to Prof. Ogletree and Prof. Stackhouse

Due to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command to love God over the command to love one＇s neighbor, these two commands wil/ fall into a profound paradox ＂to violate generally accepted morality for the sake of Christian faith. ＂ The orthodox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expresses this paradox in a most definite way, because it regards unbelief in God as the most unacceptable, hateful, and punishable sin against God. Only by giving up this priority can the two love commands truly move beyond the moral paradox and realize their essential and holy unity in the framework of a new ＂ theology of agape＂ or a new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aga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