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作为审美如何可能?

将康德“实践理性”与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精神进行简略比较,我们会得出中西不同文化意义的“道德作为审美”都是“可能”的这一初步结论。二者具有相异的文化背景与哲学机制。对于西方文化而言,“道德作为审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格道德的至善与美,决定于“纯粹理性”即“上帝”的“在场”;就中国文化来说,是因为经过先秦“史”文化的“祛魅”即“理性化”过程,以“良知”即内在觉悟作为心灵根因的缘故,是心体与性体的合一于道。“道德作为审美”的可能实现,取决于“幸福”与“崇高”同时两栖于道德与审美的缘故。

“我→你”存在关系中的道德作为论

当前道德状况的恶劣,在于越来越多的"我"信守"他→社会"式行动模式和道德评价模式,使我的道德不在场,由此形成我对道德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行为本质上是我对我之存在故乡和生存家园的放逐。改变这种道德状况的有效途径是重建我的道德,使我重返以"我→你"为原初存在结构的关系世界,重建以我与自然、我与人、我与精神实体为三维向度的生存家园。我的道德的重建的主体前提是重塑我的道德意识、明朗我的道德态度、明确我的道德责任,形成我的道德在场坚守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展开道德作为;我的道德作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我所不欲勿施于你,我之所欲亦施于你;我欲立而立你,我欲达而达你。

我的道德作为生成的社会平台

道德是生存中的"我→你"关系和"我→社会"关系的缔结,前者生成道德自律,后者展开为道德他律。从道德他律角度看,制度统摄下的政府权力性质与要求,是形成、影响、改变我的道德作为与不作为的根本力量,因而,打造我的道德作为生成的社会平台,其重心是创新制度、约束权力,重塑政府典范形象;其根本任务是重建以人道、平等、公正为价值原则,以"为己利他"和"为他利己"为践行方向的官员道德;其基本方式是重塑传媒文化的道德精神,使其担当起时代发展的社会道德导向功能。

道德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的特质

道德是人的需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从一个方面表现和充实了人的本质。道德尽管是社会利益的显现,但在道德的深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联结在一起的。在道德领域中,主体的自觉性是以自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道德成为人的自觉需要时,人才能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自主,由自主过渡到自为,成为“道德自我”。道德一方面要求行为主体以“利他”为目标,另一方面要求个人把行为责任指向自我。责己、自咎、正己,这是道德成为自我需要的标志和道德运行的“向我性”轨迹。

国家治理的伦理逻辑——道德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

道德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性要素,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各个维度。在价值层面,道德制约着"治理"理念的形成,推动着"权力本位"的破除;在制度层面,道德作为一种隐性制度,不仅与其他显性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还通过制度间互动,影响着显性制度的建构;在行动层面,道德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的治理主体,创设了良好的价值环境,增强了社会凝聚度,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监督。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究竟有哪些特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道德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弄清道德的特点,不论对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是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特殊的规范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其它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反映社会存在的形式不同。如哲学反映社会存在,表现为概念、规律的逻辑体系;艺术表现为艺术形象;

“外察”与“内省”:环境威胁引发的绿色消费意愿研究——基于道德情绪的双路径模型

营销学者在探究绿色消费议题方面做了众多开创性工作,然而针对诱因不同的环境威胁是否及通过怎样的心理路径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研究仍然匮乏。本文将环境威胁分为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两类,通过4组实验检验了两类环境威胁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证实了无论哪类环境威胁,都会对绿色产品购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环境威胁会通过差异化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影响绿色产品购买行为。当消费者面对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外察”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敬畏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当消费者面对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内省”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内疚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威胁对道德情绪的影响会受自然联结性和道德提升感的调节。

道德作为经济工具

道德，历来受人重视。古为安身立命之本，今为选用人才的首要标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其内涵和功用，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流动而变迁。

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塑造及其影响

社交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汇聚当代社情民意的最大场所。社交媒体用户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跟帖讨论折射出网络空间的社会道德心态。社会道德心态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心态状况,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是现实空间社会道德心态的延伸,用户跟帖讨论心态的道德性是个体道德心态的缩影,也是其最真实的道德思维,对跟帖讨论道德心态的认识有助于了解民心、把握民意。社交媒体的发帖规则塑造着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道德心态又反过来影响用户的网络交往。提升网络文明需要重视社交媒体的道德建设,为此需要增强对社交媒体道德性的信心,培育用户对常识道德的遵守。

乡村积分制治理的三维内涵与实践逻辑——以山西省P县“道德银行”为例

为有效激活乡村内部治理资源,建构以村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与乡村善治格局,当前一些乡村正推广运用积分制。积分制治理技术与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具有逻辑与实践层面的高度自洽。基于P县“道德银行”实践的深度考察发现,通过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维度有效嵌入“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积分制治理将原子化的村民转化乡村公共空间中的协同共治主体,将生活领域的道德资源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治理资源,将隐性和柔性的道德要素转化为显性和刚性的治理工具,实现了多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充分融合,最终促进了乡村生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的功能整合。

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

一种好的道德理论必须能够有效说明道德如何激发行动,这一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荀子·解蔽》“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的说法,从认知、信念、行动的关系角度看,“知道”是“行道”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知道”到“行道”还需要“可道”提供行动动力。人之所以会以“道”为“可”,前提在于“道”是“真”的;而“道”之所以为真,是因为“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性真理,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认可,意味着对“道”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激发人的行动的动机效力。在荀子以认知为核心的伦理学中,道德行动可以由作为信念的“可道”提供动机上的效力,这为儒家注重认知一脉的传统如何解决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思考。

“共赢”vs.“牺牲”:道德消费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影响

消费者在做出道德消费选择时,要面对丰富的道德产品,复杂地权衡功利利益和道德利益。算法决策推荐可以减轻道德消费决策的复杂性,但是消费者在涉及道德伦理的权衡决策中对算法存在不信任,因为算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功利论来处理道德权衡问题的方式。本研究提出采用“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道德消费中的算法推荐信任有积极影响,消费者对功利论式道德观念的接受程度中介了上述积极效应。实验1发现“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会增加消费者选择算法推荐的意愿。实验2验证了“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对消费者算法推荐信任的正向影响,以及功利论式道德观念接受度的中介作用。实验3进一步识别了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即道德消费的“共赢”(vs.“牺牲”)叙述框架仅会增强消费者对算法替代型决策推荐的信任,但是并不会改变消费者对于算法增强型决策推荐信任。

中华伦理文明传承视域下道德榜样叙事的意义透视

中华文明是一种伦理型文明,其传承绵延与重视注经、叙事密切相关。注经意在接续文脉,叙事重在高扬人格。在伦理型文明的场域中,叙事终究要指向“树人”。因而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涵有一条“道德榜样叙事”的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可以捕捉到中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道德价值支撑。中国古代的道德榜样叙事主要通过史传记事、小说演绎和其他艺术加工来表现,不同的叙事手法在“虚实”之间共同指向了道德榜样的塑造、示范和民族精神的活化、赓续这一价值目标。

基于情感和认知协同的道德判断方法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迅速发展,大语言模型的安全性逐渐引起了研究者和公众的密切关注.为了防止大语言模型在与人类协作中对人类产生伤害,如何确保大语言模型在日常场景中的判断能与人类道德观念相符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大语言模型在道德判断方面,能够像人类那样,针对不同的情境,灵活地调整或重新考虑预定的规则,从而使其判断与人类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受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关于人类道德判断的情感和认知影响因素研究的启发,结合大语言模型在认知推理和情感分析能力上的优势,设计了一种模仿人类道德判断过程中情感判断和认知判断能力交互的方法,从而提升了大语言模型的道德判断表现.实验结果证明了所提方法在该任务上的有效性.总的来说,不仅为大语言模型的道德判断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也强调了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理论在此领域的重要性,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价值理路、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以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为例

劳动幸福观是对劳动价值的自我体认与情感认同,是劳动实践的动力之源与精神支撑,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基础性意义。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应坚持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实施路径上应形成以明确教学目标为先导、以优化教学内容为基础、以突出学生主体为根本、以改革教学评价为保障、以外化教学成果为支撑的系统化推进体系。

论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

在历史哲学中发现道德进步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不同于思辨哲学在启蒙理性运思之中“发明”道德进步,恩格斯在对文明的道德考古学之中“发现”道德进步,并得出私有制形塑了“最伟大的道德进步”这一结论。这一具有“猴体解剖”方法论意义的伦理发现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文明道德进步中止的重要证据。遭遇中止,道德进步正在沦为意识形态幻象并呈现出概念的通货膨胀怪象,但恩格斯否认了进步中止的宿命论意义,指明了“真正人的道德”的进步方向。在此,道德进步的价值排序并非自然主义抑或法权性质的,而是在同时空的阶级道德特性比较之中得到澄清和证成。恩格斯将重启道德进步的希望从宗教神话与思辨理性之中转移到现实的人,重新唤起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宏观的道德进步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所揭示的不仅是道德进步的内在规律,也是人的价值实现可能,它奠基了人类走向未来文明的伦理信心。

个体共情能力对不同道德行为取向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的影响

研究通过两项实验考察了共情对不同道德取向自动驾驶汽车接受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1)低共情者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时不在意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取向(功利主义/道义论),当涉及自身利益时,更倾向于购买自我保护的汽车。(2)当不涉及自身时,高共情者更倾向于购买功利主义自动驾驶汽车;但也可以接受牺牲自我的汽车,对两类自动驾驶汽车的购买意愿相当。

中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对其教学效能感的影响:道德情感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中学教师道德情感在工作-家庭冲突对教学效能感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教学效能感量表和教师道德情感量表并以方便抽样方式选取537名中学教师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教学效能感和道德情感,中学教师道德情感能显著正向预测教学效能感;中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教学效能感,而且可以通过道德情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教学效能感。因此,建议通过帮助中学教师树立家庭与工作边界意识,缓解中学教师心理压力,培育积极情绪及加强教师职业素养教育等途径,改善中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导致的负面影响,提升其道德情感水平,从而增强其教学效能感。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立德树人与道德教育研究

以商丘市某高职院校现行教学模式为案例,以其学院的在校学生、部分专业教师为调查对象,以该学院综合素质教学改革为研究对象,围绕“立德树人与道德教育”在教学工作中的实施过程,深入研究关于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中立德树人与道德教育方面的经验,以期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