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爱他人·道德公民--论卢梭良心观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我国道德教育中存在对底线道德漠视所引起的自律意识不强和由对道德情感忽视所导致的对他人关爱不够的病症,这是我国高校道德教育培育爱国公民的重大障碍。卢梭的良心观是关于加强自律意识和爱他人意识,进而培养道德公民的理论,这对于加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中的自律意识教育、道德情感教育以及道德公民培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自然人”到“道德公民”——试论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及现实启示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其道德共同体政治构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其任务在于培养自然人及道德公民,两者统一于人的自由的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贯穿于自然人教育过程中的核心线索;而培养具有国家整体向心力的"爱国公民"则是道德公民教育阶段的终极旨归。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教育功利化、道德价值多元化等问题,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发挥道德教育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威的“公民训练”思想及对和谐社会道德公民教育的启示

在杜威丰富的思想中,道德教育思想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把道德教育看作是一个公民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必须接受的"训练"。公民在道德上应当接受理智训练才能更有效地成为社会的道德公民。并且指出公民的道德能力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公民的理智训练应该包括各种个体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杜威的这些"公民训练"思想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培养公民道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尊重教育:道德公民形成的支点

2 1世纪的教育承担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根本功能。其中道德教育的地位非常重要。尊重教育贯穿在道德教育的方方面面 ,是道德教育的基础 ,尊重教育的实施赋予个体强烈的责任感 ,促进个体自身与他人、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公民道德信仰养成机制的三重逻辑探究

现代化内含着时代精神和以科学的制度使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政治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最要的目标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公民道德权利与义务对等性、规范的共识性和道德需要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内在统一等特质,使赏善罚恶、赏罚分明的制度机制成为推动公民道德信仰养成的根本动力;同时,制度机制的引入是对公民道德自身评价主体的主观性、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和维持力量的非强制性的有效弥补。以制度机制培育公民道德信仰的主要路径包括:将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法治建设,既使法律法规等充分体现道德价值,同时,又能以德入法,以法治力量强化公民道德的权威性;遵循道德信仰生成演进的规律,将公民道德基本内容融入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日常社会治理和工作规章中,把公民道德建设状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将善恶因果律融入治理机制和工作绩效评价;探索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量化评价指标,设立志愿服务的“时间银行”。

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素养的核心构成

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前提在于明确公民道德素养及其构成。公民道德素养是公民应该具有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思想道德,而是指一个好公民在政治、法治、道德和人格上必须具备的认知、观念和行为,包括公民品格、国家认同、法治观念、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五大核心构成,这五个方面相互交融、相互依存,共同指向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语境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道德领域的具体体现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因应美好生活新需要和道德治理新常态,深刻检视公民道德品质构成要素的新语境,全面梳理公民道德治理中国方案的新逻辑,以“美好生活”的认知语境阐释“时代新人”的思想逻辑,以“人民至上”的情感语境彰显“国家在场”的政治逻辑,以“制度优势”的意志语境拓展“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以“道德赋能”的行动语境厚植“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通过“道德实践的语境创新”与“道德治理的赋能逻辑”之间的双向互动,推动公民道德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视角下公民道德自觉的生成逻辑

公民道德自觉的生成既是历史的,也是实践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公民道德自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实践的角度看,公民道德自觉和公民道德实践同样包含认识自觉、行为自觉和评价自觉。因此,公民道德自觉的生成有其历史逻辑、认识逻辑、行为逻辑和评价逻辑。践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培育公民道德自觉,必须要结合人的现实需求和政治社会条件,通过实践将道德内涵转化为内心的规则,形成对道德要求的自觉认识,通过道德行为将公民道德自觉外化为具体的主动的实践行动,通过道德评价活动使公民自觉选择正义的道德行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优良的社会道德风尚。

从场域到主体:论公民道德在乡村的生成机制

将当代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及结构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审视纳入公民道德议题的思考,探讨公民道德从场域到主体的生成机制。若要将这一理论向本土乡村的实际特性敞开,还须关注社会交往状态的充实或贫乏性问题,即场域的量的方面。乡村公民道德的生成是在两个层次的内化-分化过程中得到落实:一是社会交往状态对道德的现实化,二是在此之上场域配置的具体导引,即一种指向以可能性原则内化场域配置的导引。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以梵净山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有丰富的立志勉学、勤劳节俭、明礼诚信、为善积德、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乐相助、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清廉等内容。传承明清少数民族家训中的优秀文化对于当代个人品德的培养、家庭美德的培育、职业道德的强化和社会公德的弘扬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澳门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溯源、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

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是中国澳门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族认同和提升文化认同的关键,也是澳门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基础。澳门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经历了主权丧失期、回归过渡期、回归至今期三个历史阶段,其价值取向是正视历史与现实的症结点、平衡知识传授与行为规范的连接点、把握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点。澳门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路径是进一步明确教育目标定位、确立课程发展准则、满足基本学力要求、实施课程先导计划、加强教材开发规划,增强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促进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感情上实现真正回归,为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助推中国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奠定基础。

网络文化视域下公民道德问题的审视与治理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道德进步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道德规范的构建也必定会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多元鲜活的网络文化景观,对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特别是不良网络信息的泛滥对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阻碍。从公民道德建设与多元网络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公民道德建设是网络文化文明进步的重要助推器,公民道德素养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网民文化认知水平、促进网络文化向上向善、维护网络空间文化安全和助力网络文化市场治理;另一方面,在不良网络信息的渗透影响下,公民道德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公民道德建设意识易被淡化、道德认知取向易被误导、社会道德情感易变冷漠和社会道德行为失范问题易发等方面。重视网络文化视域下公民道德问题是时代发展进步和塑造崇高道德精神的必然要求,应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树人、以法育人、以情感人,通过弘扬网上主旋律文化、深化公民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和推进网络文化情感价值建设,不断汇聚强大道德正能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伟大思想转化为成功的实践,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道德实践的过程,有利于推动人的道德自我的发展,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伦理构建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厚土壤。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从“自主的人”的价值原点出发,推动“现实的人”在新公共空间的成长,落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发展主体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自由的超越性,增加人民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伦理支持,注入道德力量。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指人的物质利益实现及其过程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杠杆作用,这一原则落实到道德领域则是指物质利益对人的道德发展和社会道德进步的撬动作用。因为对“现实的人”而言,物质利益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第二性”的,物质利益具有根本性。道德就是在调节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然而,并非任何性质的物质利益都能够成为撬动道德进步的根本力量,唯有“正确理解的利益”,才能真正催生道德,撬动道德的发展和进步。就当下的我国而言,正当物质利益对公民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催生公民的道德理性,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培育公民的诚信观念,启发公民的正义精神,提升公民的共情能力。而要进一步发挥与凸显正当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则需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努力实现利益整合、建设“勤劳致富文化”等方面深入着力。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及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友爱思想,阐释了完善的友爱以及与友爱性质相关的问题。友爱是一种美德或者德性,同时又是联结具体德性、快乐与幸福的个体最大的外在的善。友爱作为一种公共伦理,在培养公民道德品质,维护城邦稳定和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研究亚里士多德友爱观,对于我们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是加强“四德”建设,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培育的内容与价值探究——基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角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地发生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暴露了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缺乏问题。文章论述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培育的内容与价值。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培育的内容包括培育自律意识、培育友善精神、培育大局意识、培育诚信品格四大方面。文章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阐释了培育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现实价值。为有效应对任何将来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范例和道德支撑。

从公共道德到公民道德:江苏近代公园设计中的“公德”实践与观念演进

有关游园道德的晚清辩论,触发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与造园领域公德观念的觉醒。20世纪初,江苏(含今上海部分区域)营建了大量公园,其设计实践始终和公德观念的变迁协同演进。通过图、文、物的互证解读发现,江苏近代的公园设计,其公德实践经历了从制定游园规章到植入社会教育空间,再到景观空间与游览体验共同营造政治教化场所的转变。这源于同时期的公德观念发生了从“公共道德”(社会公德)到“公民道德”(政治公德)的本土化转向,并延续至今。因此,这为中国近代园林转型的本土化特征提供了有力注脚。

习近平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形塑的三维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系统的历史传承和强大的实践谱系,需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认知和把握其深刻内涵。在理论维度上,其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为基石,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观为直接来源;在历史维度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在实践维度上,基于其基层从政的道德建设探索,以及破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困境的迫切诉求与积极建构。三个维度互相联系,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形塑的关键所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道德责任培育探究

文章从责任伦理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部分公民道德责任失范现象,阐释了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公民道德责任培育的措施和路径。包括加强公民道德责任教育和建立健全道德奖惩机制两大方面,一是要加强全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具体做法是:加强科学生命观教育,促进公民树立护佑生命的理念;加强同舟共济“协作观”教育,激发公民弘扬大爱无疆的精神;加强正确义利观教育,强化公民公共利益第一的观念;加强“天人合一”自然观教育,增强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全民守法法治观教育,提高公民守法的自觉性主动性。二是要建立健全道德奖励机制和道德惩罚机制。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正确指导方向、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坚持发挥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作用。新时代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意义重大,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抓手,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基石,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提供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力。新时代推进公民道德实践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抓好重点人群道德建设,推进网络空间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