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道德空间思想的后现代之维

道德空间是鲍曼后现代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学界多半是基于鲍曼的道德责任概念来理解其后现代伦理学思想的。根据这一思路,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也就沦为了一种概念游戏的自我证成。如果从道德空间出发解读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那么将彰显出他思想中对道德空间作为后现代“道德乌托邦”理想的追寻:他不仅是通过强调对他者的道德责任来证明其后现代伦理学的必要性,而且通过揭示个体道德冲动的自发性与日常生活空间重新道德化之可能性作为其现代性批判以及伦理思想构建的价值基础。他的道德空间思想是沿着对西方现代伦理困境的批判展开的,并阐明了现代社会的首要任务不是构建一种无所不包的伦理法典,而是思考个体是否具有道德能动性的问题。这一思考深入到了个体本能、情感的心理维度,而且严格说来已不是论证,而是通过对他者的道德冲动的现象学描述来表明后现代道德空间之可能性就在于突出、肯定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鲍曼的道德空间思想是对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修正,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既有助于深入、全面地理解鲍曼伦理学所主张的“无伦理的道德自治”,也提示了从社会伦理、政治层面来建构一种空间道德文化的必要性。

法哲学视域下预设和谐中理应实现的冲动体系

在法哲学视域下,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伦理冲动与经济冲动的良性互动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个体扬弃主观抽象性的道德冲动、谋利冲动而形成普遍性的伦理冲动、经济冲动。二是普遍性的伦理冲动、经济冲动形成"冲动的体系"。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建构个体的"冲动的合理体系"与伦理实体的"冲动的合理体系",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阿多诺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则,绝对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但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具有双重局限性:在理论上,它把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建立在理性的自明事实之上,然而,这一自明事实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保证;在实践上,它把绝对命令理解为与任何实质性价值相分离的形式规定,使绝对命令成为软弱无力的"应当"。最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由于其抽象性和形式化,极易走向对肉体痛苦和感性幸福的无动于衷及道德冷漠,而这种道德冷漠正是德国纳粹大屠杀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面对纳粹大屠杀,阿多诺提出了一条新的绝对命令:调整思想和行动,以使奥斯维辛不再重复。对于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事件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不仅以否定形式赋予新的绝对命令以内容,而且提供了其成立的经验和历史依据。

齐格蒙特·鲍曼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文学动原

鲍曼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确定为一种持续不断地与人类生存的对话,人类沟通的一种努力。他创造性地利用社会学与文学的亲近性,将社会学阐释与文学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了更新、发现和理解后现代人类状况和生活经验的独特视角。尽管鲍曼在其著述中充分表达出了对他者、对社会的道德冲动和伦理责任,但是他的社会学阐释仍然是一种乌托邦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