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德命题实证叙述的反思--兼论实证社会科学视域“道德滑坡”言说的得与失

对诸如"道德滑坡"之类的道德命题进行实证言说,使道德命题的对象、道德命题的运思方式以及道德命题发挥的积极作用都发生了异变,也减弱了道德命题的普遍确定性。这种实证言说方式,在逻辑上是有缺漏的,其得出的结论是经验的,其后果是非道德的甚至是恶的。在道德认识论上,实证社会科学的道德阐释只是研究的开始而非结论的形成。道德命题只有在一种审慎的道德文化自觉性的基调上,其叙述才是可以接受的,其境界才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是道德命题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新译为“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 ●“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并非道德命题,乃是表达一种生活常规 ●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提升为道德原则,既不合原意。

道德与法治中考命题的初心:为题赋能 以考立生

道德与法治中考不仅要实施检测,参与选拔,而且应充分发挥导教促学的功能。命题人员应有更高的视野和境界,通过试题育人“立生”,促进学生更好发展。2023年湖南省常德市中考道德与法治试题,从立意、内容、方式、任务、功能等五个方面赋予试题更大的意义,以凸显试题育人的价值追求。

试析康拉德《吉姆爷》中的道德命题

康拉德的《吉姆爷》通过对吉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其悲剧人生经历的讲述,向读者展现了个体欲望、无奈的现实与完满道德追求之间复杂、巨大的矛盾冲突。小说同时也体现了20世纪末西方社会中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以及个体面对危机的迷茫与探求的努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经典文学作品。

“原则的引入”与“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后记中,哈特将"原则"作为不同于规则的另一元素引入了法律体系。这种在法律概念的外延上的扩充,不可避免地对其一贯持有的"一般性、描述性法理学"的方法论立场造成了冲击。在把"原则"补入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哈特的法律理论的自恰性与解释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整体上看,原则的引入并没有对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构成严重威胁,但从内部来看,分离命题的消极性倾向却经由原则问题得到更加细致、清晰的阐释。

论道德继承

道德是符合社会之理而维持社会存在的人的行为价值和规范。道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一般道德的抽象性和特殊道德的具体性决定了二者继承方法的选择,即前者抽象继承,后者批判继承。历史上积累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是道德继承的对象,此对象无论采取何种表述方式,终究可以用语言或者文字的形式表述为一个道德命题。因此,道德继承实质上是对道德命题的继承。道德命题是以善恶价值为内容、对某一道德状况或某一道德要求用逻辑语言所作的判断和陈述。它通常包括形式的或者逻辑的层面和实际的或者经验的层面,前者表征其一般意义,后者表征其特殊意义。理论上,前者采用抽象继承法,后者采用批判继承法,但实际上二者密不可分。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继承需兼顾两面,即采用"一体两面相结合"的道德继承模式。

论道德继承的基本属性

道德继承既是人的存续方式,又是人的存在保障,它以妥善安置因生命、物质的二重生产而产生的诸种关系为目标,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属性。从形式上看,道德继承是一个在时代精神的监督、引导之下,输入旧道德命题,通过对旧道德命题形式层面的抽象继承和经验层面的批判继承从而输出新道德命题的过程,新道德命题相对于旧道德命题具有承启超越性;从内容上看,道德继承包括了以下要素:生活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理性存在者是道德继承的主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是道德继承的对象,对道德文化与物质文化变迁中产生的"堕距"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调的消除是道德继承的动因,对道德命题的分层继承是其转化机制。因此,道德继承从整体上看具有完备性。

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项重要主张,它包含了弱的和强的两种分离命题。哈特主张的是弱分离命题,它主张在法律的合法性标准的外在方面法律与价值的必然分离。弱分离命题需要社会事实命题的支持,它没有资格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命题。而在合法性标准的内在方面,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内在必要联系命题可以为法律的规范性提供合理说明,并为消除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和融合两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景。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赵林捷一、休谟道哲学的基本观点在休漠看来，传统道德哲学混淆了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按传统观点，道德善恶的区分是由理性而来，或者“德只是对于理性的符合”［１］，或者说德与恶包含在经验特性中，而这特性能在某行为中观察到或推论出来。休漠从根本上...

“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

“罪与罚”是欧洲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母题 ,作为欧洲文学两大源头的希腊文学和希伯莱文学在表现这个母题时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性 :希腊文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我在”的求证 ,而在希伯莱文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他在”的求证。中世纪“罪与罚”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理性的、有节制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陀斯妥也夫斯基则通过对罪的虚化、弱化 ,强调对罚的自觉担当 ,强调人面对不合理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自主选择。至此 ,罪与罚主题完成了一个循环 ,由哲学命题回归为哲学命题。

新中国70年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艰辛岁月,受当时特殊政治生活环境的制约,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繁荣,在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专题研究和道德生活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中国70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以及伦理思想观念史研究与道德生活史研究并重等主要特色。

谈雷锋人格的德育价值

一、人格、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实质上是一个道德命题,其含义便是选择什么样的信念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证实主体的生命创造及其价值。雷锋人格是雷锋精神的质的定位和灵魂。它是一个典型也是一种象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典范,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个具体形象的现代参照。 二、雷锋的品格是从他最朴素的感恩意识中发展起来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看成属于党和人民,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公而忘私,苦干实干,艰苦奋斗。

准实在论的态度逻辑

准实在论把道德命题看作态度的表达并发展出道德语言的逻辑形式和态度推理的有效性说明。就准实在论态度逻辑总体来说,其真理紧缩论混淆了真理和真值,但有益于纠正真值实在论、理解推理有效性;其推理有效性说明已经触及一致性的逻辑有效性本质,因此对其混淆态度矛盾与逻辑矛盾的批评并未切中其要害。准实在论语用学片面理解道德判断的功能,混淆道德命题、态度描述命题和态度表达语句;通过把道德范畴看作渗透价值、把道德命题看作以此为基础的描述,道德命题语义学属性的确是反实在论的,但仍可以按紧缩论解释的逻辑真说明其推理有效性。

哈特与德沃金几点争议的检讨——从两者研究视角的迥异切入

使用同一套概念——"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哈特与德沃金,在其各自文本中却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内涵。哈特版本的"内在视角"是一种规则接受的实践性态度,即反思性批判态度;德沃金版本的"内在视角"则是一种参与者的研究视角。由此窥得哈特采取的是"参与式的外在视角"之研究径路,而德沃金采撷的是参与者的内在视角之研究径路。基于两者研究视角的迥异,哈特和德沃金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几个核心争议问题("自由裁量命题"、"承认规则"、"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检讨,这有助于廓清两者真正的争议,发现两者的争议中隐含的共识,增进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

《易传》德性论中的“自然主义”问题探究

"存在"和"应该"如何统一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此问题所引发的困境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亦存在。在《易传》中,道德上的"应该"常常以自然中的实存(尤其是"天")为依据。这种模式使《易传》的德性论陷入了"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困境,但道德命题并不是纯然的分析命题,道德实践也不是简单的逻辑演绎。不同于西方的是,古代中国人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综合进了深刻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自觉,这使其在道德起源论的形式上更加丰富、更具人文色彩。也正是这些外在因素的契入,使《易传》的德性论模式反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他律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独特内涵。

科学、逻辑、道德——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纵观(续)

四、流变Ⅲ:规定主义伦理学规定主义伦理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一种否定性反应。它在方法上坚持了现代西方整个元伦理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坚持以逻辑语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伦理学问题,甚至也坚持把伦理学视为“逻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在结论上却与情感主义伦理学大相经庭。第一,他们认为,道德命题、语言、判断等不是个人主观纯情感的表达,而是兼备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第二,伦理学不是纯非认知性的,而是认知与非认知双重因素的统一或混合,所以,伦理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或隔离的;第三,价值判断或伦理学命题决不能简单地归诸于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范畴;此外,伦理学命题可以提供规定或规范。

原则理论与法概念争议

法理学中法概念之争的中心议题在于法律和道德在概念上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或者说法律效力和道德正确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为了证立联系命题,阿列克西在其早先的原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则论据,后者包括安置命题、道德命题与正确性命题。在逐一检讨了这三个命题的恰当性以及其与联系命题间的关联度后可以认为,原则论据无法用来证立联系命题。但这并不表示联系命题就必然失败,因为原则理论可以别的方式来证明它。法概念的争议是有关法律效力判准的争议,最终是政治哲学上的争议。

法律解释的自然法理论——以迈克·S.穆尔为中心的考察

从中道的解释模式看,穆尔的法律解释理论是其裁判理论的一部分,回应的问题是:法官应如何取得解释性前提。从主张道德实在命题与关联命题的自然法理论看,穆尔的法律解释的自然法理论主张法律解释中的道德实在命题与关联命题。由于语言在面对事实时的有限性,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必然要作出价值判断创造"法律隐喻",从而价值必然进入法律解释。该理论启示我们,在适用法律于任何案件事实时,法官必须进行行使法律推理成为可能的道德推理。

法律规范性的说明与证立——基于实践哲学的视角

自哈特以后,如何说明和证成法律规范性问题成为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本文借鉴了科尔斯戈德(Korsgaard)对道德概念分析的理论范本,将法律规范性概念分为三个问题: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它的适用以及它的来源问题。前两者提供了一种充分说明标准,后者提供了一种证立标准。哈特及其后的惯习主义对于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回答是不够的,他们只局限于说明性标准上。法律规范性作为义务性的行动理由,弱于道德规范性,只具有相对规范性;其主要适用于人类一些最重要的规则要求,还常常与权利联袂出场,但其比权利更加深刻地影响人类的实践;它的这种内涵和适用促使法理论对其来源进行辩护,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角,运用了规范性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性的一般来源是人类的理性;并借助了夏皮罗的法律规划理论,阐述了它的特殊来源是实现道德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