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美何以成为道德善的象征?

纯粹趣味判断的根据完全独立于趣味与道德的任何关联,事实上,趣味判断的根据问题已在"演绎论"中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第三批判"分离与关联的双重主题:"分离"是要将趣味判断从一般感官判断、认知判断与道德判断中独立出来,进而实现趣味的自主;"关联"则是将已经得到充分论证的、自主的趣味,放在更大的启蒙语境(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关切)中。所以,纯粹趣味判断的规范性奠基本身应当被视为趣味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的第一步,而不是将道德视为趣味的合法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

现代道德教育中的道德底线与道德至善

在当今多元异质的开放社会,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宗教传统和道德至善论,这种现象是现代社会一种正常状态和持久特征。以某一至善论为所有人规定一客观正确的道德至善和美好生活方式,既不再被现代心灵所接受,也会败坏人们的道德生活和人性。道德底线通过用最为基本的道德义务来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行限制,从而为人类的生存构建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防卫体系,也为人们能够自由而安全地追求自己所欲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至善提供了保障。道德教育要做的是引导青少年在多元异质的社会里与他人进行平等开放的道德对话,在坚守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寻求更加广阔的道德共识,自由地追求至善。

追求道德“至善”,还是退守道德“底线”?——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反思

在这个多元化异质性的时代,在一些人追求道德至善的同时,难免有另一些人对道德产生怀疑、不屑甚至践踏。道德底线说的不断张扬及其与道德至善论的论战使得道德教育在"至善"的高标与"底线"的坠落之间徘徊犹豫,不知何去何从。道德教育要培养道德圣徒还是要培养守法公民?它们各自的局限何在?道德教育又该如何反思自身?

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

自明代末年,由袁黄、颜茂猷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经久不衰。本文主旨在于揭示三点:第一,通过对劝善思想的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以说明明清之际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大学生体育课中道德美感培育探微——以身体美与道德善的结合为线索

当前大学生道德状况令人堪忧,普遍缺少道德美感,大学生体育课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的资源,是高校德育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本文将以身体美与道德善的结合为线索,以审美情感为切入点,试图选取健美操训练法和体育舞蹈训练法来探索体育与德育结合的途径,从而提高高校德育的实效性。

非道德的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作用和地位探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非道德的善起着双重作用:一是与非道德的善相关的材料起着验证马克思有关资本运动论述的作用;二是构成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依据。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批判资本主义的路径:一是通过对资本运行条件及其限制的揭示展开,另一则是通过揭示资本对人的负面影响进行。前者是主体,后者是辅助,但后者又相对独立。

功利道德和情感道德的劝善——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在18世纪经济迅猛发展的英国,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影响到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构建,感伤主义思潮随之出现。感伤主义文学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作家理查生和斯特恩深受当时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在其代表作中或树立伦理道德典范,或剖析传递伦理道德观,劝善读者,成就了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道德至善论: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

伦理性是卡维尔哲学思想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概念。通过梳理和分析卡维尔的道德至善论,试图厘清卡维尔伦理主体思想的建构脉络。卡维尔以爱默生式至善论为理论基础,发展并形成其建构伦理主体的道德至善论。在卡维尔建构伦理主体的过程中,理论的建构背景、建构方式及其最终试图达到的理想状态三个方面的形成与完善包含了多位哲学家的思想对他的交叉影响。卡维尔伦理主体观的建构从解决自我疏离的怀疑论困境出发,通过承担自我承认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自我至善。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

论评价道德善恶的三个标准及其矛盾与统一林剑（一）“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行的活动，假若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德行的活动。”［１］道德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善、贬斥的是恶，善与恶是道德领域中一对基本矛盾，凡是合善性的行为...

中西方道德至善理念的比较及其启示

西方道德哲学对至善的道德本体论探求与中国道德传统中对至善的道德实践的共同点在于,都设定了至善的道德价值目标。区别在于,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将至善规定为抽象的理念,认为善是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超乎存在之上,具有思辨与抽象的性质;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在提出止于至善的目标之后,又对至善的具体内容做出了规定。本文探索至善理论与大学德育的关系,总结其对当代高校德育课堂教学、学生工作和网络生活方面的相关启示。

论实践哲学中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至善

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特别是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其运用纯粹理性的方式对意志自由和至善做出了深刻的论述。而在近代以来,人们充分挖掘理性的同时,依然认识到追求至善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所在。对道德至善与意志自由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得出意志自由是实现道德至善不可缺少的前提,并且实现道德至善又是意志自由的终极目标。

道德善、非道德善及其与权利优先性之关系

伦理学中的善,通常可分为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道德善主要指平等、正义、公平等,通常需要与其他结构或主题发生关系。非道德善则主要指幸福、快乐等,通常指个人诉求和渴望。道德善与非道德善均会对人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权利优先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的一切行为必须受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约束。

非道德善的实现——以艾伦·伍德的黑格尔-马克思路径为线索的研究

伍德提出区分“道德善”与“非道德善”是融贯地理解马克思规范理论的前提,这一区分的哲学参照在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中。伍德主张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在元伦理学层面上是一种历史化的自然主义,在规范伦理层面上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以此为线索,能够阐明马克思伦理思想蕴含的双重维度。其一,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对“道德善”的批判,揭示其社会历史性并说明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善”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二,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在静止的、抽象的善之外为新的规范可能性开辟了空间,即探究能够历史地安放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社会情境;不过,马克思并不认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理论,主张只有人类社会或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使人自由并实现自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伦理学的真正关切不是找到某种知性的规范基础,而是能够实现人的自由的真实生活。

道德·家风·党性:龚全珍精神情操的时代价值

“道德之善”“家风之美”“党性之纯”是龚全珍精神情操的主要闪光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龚全珍精神情操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映照和现实表达,对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引领和借鉴价值;龚全珍精神情操作为传承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共产党员红色家风的典型代表,对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具有示范和标杆价值;龚全珍精神情操作为党性教育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加强党性修养、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浅析生态公民的基本规定性--基于真、善、美角度

人是文明建设主体,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公民,其素质高低关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寻生态规律之真、达生态道德之善、臻自然诗意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生态公民的基本规定性。

善的多元论与合理性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布兰特和罗尔斯,一个注重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一个深究善的合理性之所在,都是既诉诸现实的人类理性、又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但分别独特地阐明了善恶规则的多元性与道德善的合理性,并致力于解答个人与社会、功利与道德、情感与理性、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等的矛盾统一。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理论极富启发意义,而缺乏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格林论共同善

格林是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他一反自由主义传统,重新解释了自由的意义,奠定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物,人最大的自我满足就是道德上的满足,即实现道德善。道德善在本质上是共同善。使共同善成为可能的权利有两大类:私权和公权。而国家的干预是使共同善得以实现的条件。共同善的道德学说是格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