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阻抑对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机制

道德型领导的下行效应受组织情境和个人认知两方面因素的制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考察社会阻抑氛围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的差异性对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阻抑作用。通过262份领导与员工配对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社会交换之间的关系;组织的社会阻抑氛围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与领导−成员社会交换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阻抑道德型领导的下行影响。研究证实,组织社会阻抑氛围会扩大领导和员工之间的道德基础差异程度,进而阻抑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影响,道德基础差异性的调节作用能够为道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提供新的阐释。

以德取得: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研究

道德型领导是一种强调伦理道德的领导风格,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塑造和推动作用。立足社会学习理论和SOR模型理论,探讨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310份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有助于员工绿色行为的产生;绿色心理氛围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绿色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在绿色心理氛围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领导者应当加强自身的环保道德修养,对员工的绿色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增强员工的绿色心理氛围,加强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进而促使员工做出更多绿色行为以提高企业的绿色绩效。

论企业新概念:功利型企业与道德型企业的差异——基于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视域

根据黑格尔辩证法(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基于冯友兰“人生境界论”,可以发现企业家起码有两大类:功利型企业家和道德型企业家;企业也有两大类:功利型企业和道德型企业;前者飞跃到后者是企业思想革命,其机理一是企业家思想从有我飞跃到无我,二是企业道器关系中管理之器飞跃到管理之道并道器一体,三是企业家精神内在超越中创造更高的人生意义,四是企业文化与民族精神有机融合,五是企业与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其意义是为中国企业家提供内在超越之道,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本质。

道德型领导在护理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结合既往资料,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探讨道德型领导在护理领域中的研究进展情况。分析文献发现,道德型领导在护理领域中的内涵尚未完全统一,国外有关道德型领导在护理领域中的研究较国内更成熟,从定性研究、测评工具的编制、量性研究到干预策略的构建等一步步在完善中;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形式比较单一,均为量性研究。本研究对国内外护理领域中的道德型领导概念、研究现状、测量工具、积极影响及培训策略进行阐述,以期为道德型领导在我国护理领域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道德型领导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一个跨层链式中介模型

组织发展面临的张力越来越普遍,悖论管理、团队绩效日益引起理论界关注。基于路径目标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通过对673名员工和62个团队领导的配对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悖论管理行为与下属默契在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绩效之间的跨层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与悖论管理行为显著正相关,悖论管理行为与下属默契在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绩效之间起到跨层中介作用。研究通过整合道德领导力与悖论管理行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领导者如何应对矛盾的紧张局势,对未来寻求悖论管理行为和其他领导风格之间互动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道德型品牌危机下不同类型员工与顾客情绪互动对消费者宽恕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时代下,道德型品牌危机的传播速度与范围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与品牌形象。在直播电商成为主流营销渠道的今天,直播间内员工顾客的情绪互动是企业挽回顾客关系与修复品牌形象最直接的途径和方法,需要企业重点关注。在此背景下,借助质性研究方法,系统凝练并提出了道德型品牌危机下不同类型员工与顾客情绪互动对消费者宽恕的影响机制,为企业道德型品牌危机管理及运用员工力量获得消费者宽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建议。

道德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本要求。文章通过对283名研究生的问卷调查,研究道德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道德型导师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情绪耗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道德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减少研究生的情绪耗竭而发挥作用。

道德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领导认同与组织创新氛围的作用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检验道德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领导认同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创新氛围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有助于激发员工创新行为;领导认同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组织创新氛围对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认同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的效应。中小型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关注各层级领导者的道德伦理素质,积极打造创新氛围,为员工创新构建良好工作环境;领导者在组织管理过程中也应以身作则,建立基于价值认同的新式领导下属关系。

工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研究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PB)已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基于“双重组织道德情境-员工行为”的逻辑,本文引入工会道德型领导作为员工UPB的新的前因变量,并探讨其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以341名企业工会成员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工会道德型领导在其基础上对员工UPB具有额外的抑制作用;(2)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的曲线关系具有负向缓冲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对员工UPB的作用逐渐减弱;(3)工会道德型领导对企业道德型领导与员工UPB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正向纠偏作用,随着工会道德型领导水平由低到高变化,企业道德型领导和员工UPB之间的曲线会逐渐扭转为边际递减的趋势。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员工UPB的抑制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够为企业完善道德型领导管理、规避道德风险提供实践指导。

道德型领导者得到了什么?道德型领导、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及领导者收益

道德型领导是新近提出的一种领导理论,大量研究证实这种领导方式会对员工和组织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在领导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领导者从中获得了什么收益却较少受到关注。以50个工作团队的248名员工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了道德型领导与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上领导者收益的关系及其作用过程。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道德型领导对个体层次的员工对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以及团队层次的团队绩效和领导者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2)团队平均领导?部属交换中介了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对领导者的认知信任、情感信任以及团队绩效的关系,但在道德型领导与领导者绩效关系间无显著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道德型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以及团队层次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为道德型领导和团队社会交换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社会交换和内在动机理论,以219名企业员工为对象,考察了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下属感知的与领导的交换关系和工作意义对FAB也有负向影响,且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反馈规避行为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首次从社会交换和内在动机视角证实了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术界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诱发因素及其机制的认识。

领导—成员交换差异与团队关系冲突:道德型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本文对领导—成员交换差异与团队关系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从领导者角度探讨了团队关系冲突的影响因素。来自79个项目团队的334名员工构成了本研究的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对团队关系冲突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团队领导者的道德型领导力在领导—成员交换差异与团队关系冲突之间起调节作用,即相对于较低的道德型领导力,较高的道德型领导力可以缓解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对团队关系冲突的影响。

道德型领导及其追随者:道德信仰的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研究

道德型领导是领导学领域近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内隐理论,通过引入道德认同、组织认同双重中介变量,构建了以道德信仰作为调节变量的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在SPSS和AMOS环境下运用多重线性层次回归、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探究了道德信仰对道德型领导与追随者认同、表现之间作用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道德认同与组织认同在道德型领导与追随者表现之间分别起了完全中介与部分中介的作用,而道德信仰不仅在道德型领导与追随者双重认同之间都具有调节效应,而且还显著强化了道德型领导与追随者认同、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该结论为如何提高道德型领导的有效性及追随者认同表现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道德型领导对新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员工的职业成长受员工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多种因素影响。而结合职业生涯适应力和组织公平两者的中介作用探讨道德型领导对员工的职业成长的影响,发现道德型领导对企业新员工职业成长和职业生涯适应力以及组织公平均有积极作用;新员工职业生涯适应力、组织公平二者都在道德型领导和职业成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道德型负面曝光事件下的消费者抵制行为研究

文章引入社会两难理论中的亲社会价值取向和品牌关系质量进行模型构建,为企业应对道德型负面曝光事件下的消费者抵制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实证研究证实消费者的亲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人的抵制意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但是,亲社会价值取向能通过影响感知严重性这个中介变量对消费者的抵制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而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质量既能直接对抵制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也能通过感知严重性间接影响抵制意愿。

绩效工资强度和道德基础差异性对道德型领导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探讨了一个阻抑机制模型,并通过323份问卷调查进行了有关实证分析,以期揭示绩效工资强度与领导-员工道德基础差异性在道德型领导下行影响员工道德学习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型领导通过道德榜样认同部分中介作用正面影响员工道德行为;绩效工资强度正向影响领导-员工道德基础差异性;领导-员工道德基础差异性对道德型领导与员工道德榜样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绩效工资强度通过领导-员工道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间接负向调节道德型领导对员工道德榜样认同的影响。

道德型领导与员工越轨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一个中介调节作用机制

基于210份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道德型领导与员工越轨行为的关系以及组织伦理氛围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道德型领导能够有效减少员工越轨行为;组织伦理氛围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道德认同在道德型领导与员工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这给企业的具体管理实践也带来了一些启示。

道德型领导如何减少下属非道德行为:领导组织化身和下属道德效能的作用

道德型领导对下属非道德行为的负向影响已得到了证实,但二者关系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机制还不明朗。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文章首先引入领导组织化身(SOE)概念,考察它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非道德行为间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引入下属道德效能概念,解释SOE具体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的。以237名员工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1)SOE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非道德行为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2)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下属道德效能的中介而实现的,即对SOE不同的下属来说,道德型领导对其道德效能有不同影响,从而对非道德行为的作用强度有所差异。

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与护士义务感对护士工作结果的影响

目的探讨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及该领导力与护士义务感的联合效应对护士工作结果的影响。方法利用道德型领导力量表、义务感量表、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及任务绩效量表设计了护士问卷与护士长问卷,问卷收回并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39份有效的护士长问卷及246份有效的护士问卷,根据被调查者的填写结果计算出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得分、护士的义务感得分、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得分及护士的任务绩效得分。采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将护士长的特点及护士的特点联合起来,探讨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和护士的义务感的联合效应对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及任务绩效的影响。结果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的总体得分为(3.61±0.75);护士义务感的总体得分为(3.77±0.57);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总体评分为(3.75±0.49);护士的任务绩效总体评分为(3.67±0.67);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与护士组织公民行为评分呈正相关(r=0.219,P<0.01),与护士的任务绩效评分呈正相关(r=0.252,P<0.001);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对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P<0.001)及任务绩效(P<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都是显著的,而且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与护士的义务感可以联合预测护士组织公民行为14.0%的变异量(P<0.05)并预测护士任务绩效18.6%的变异量(P<0.01)。结论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对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及任务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且护士的义务感会加强护士长的道德型领导力对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及任务绩效的影响。说明护士长需要采用道德型领导风格来领导护士,在此同时医院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护士的义务感会加强道德型领导力的应用效果。

地位竞争阻抑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揭示出员工地位竞争和领导-成员道德基础差异性阻抑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机制。根据企业的205份领导和员工三时点配对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间接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并非自然而充分,地位竞争和领导-成员道德基础差异性不仅都显著抑制道德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而且也显著抑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道德型领导与员工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员工地位竞争对道德型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行为的抑制效应,主要是通过员工-领导道德基础差异性的中介作用而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