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道德官员——美国大公司高级管理层中的新角色

一种新的高级职位——首席道德官员(chiefethics officer)在美国许多大公司中出现了。其职责是通过提倡道德的规范方式确保企业良好运行,取得显著的效益。促进商业道德的实践是其主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首席道德官员就是公司各种关系间是非曲直的执法人。

首席道德官员——国际大公司最新职位

一种新的 CEOs——首席道德官员——工作间是非曲直的执法人,在许多成功的公司出现了。这是因为什么呢?简单地说,道德规范良好的公司将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深深吸引消费者、雇员和投资人。位于美国印地安那渡利斯的一家行销研究和评价公司步行者信息公司主席 Frank D.K.Walker 先生说:“

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传统人伦文化下官员道德风险的根源与防范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官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使得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在重特权、面子、人情等传统人伦文化的影响下,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因而,要最大程度地减少我国官员的道德风险,必须考虑现实文化传统,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创新,加大官员勤政廉政的预期收益,促使官员主动地把勤政廉政作为自己的最优选择。

“官员”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现实社会“官员去道德化”说起

政治是否具有道德性以及"官员"应否道德化历来是政治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必然要涉及到包括政治实践活动在内的一切由自主意志抉择的、并具有社会性的道德行为,以及包括政治实践主体即"官员"在内的、具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意志的所有主体。政治实践必然具有道德性,"官员道德化"是政治实践的必然诉求。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的"官员"必须具有道德,"官员道德化"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

官员该如何守住道德底线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些官员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迷失自我,以权谋私,道德滑坡,为权力的寻租提供了内在动力。因此,要完善反腐制度,有效执行监督机制,增强道德修养,使官员坚定政治立场和方向,强化官员信念信仰,使广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初论官员道德的若干问题

柏拉图 ,马克思和邓小平在不同时代 ,从不同角度对官员道德问题作了深刻研究和精辟阐述 ,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我国 2

论市场经济下的官员道德

官员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为条件、互相促 进，两者体现出一致性和互补性，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官员道 德的强有力支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现代化进程加快，客观上对官员道德提出了新 要求。新时期官员道德体系应以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确立适应市场 经济需要的民主、平等、公正等八大观念。

内乡县衙楹联与官员道德修炼

古代官员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因而喜欢创作楹联，悬挂于官署内以自赏。这些楹联或概括治地的地理位置，描写山川名胜，或申明施政宗旨，以官箴戒约自勉。总而言之，这些楹联言简意赅，便于记忆和传播，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县级官署衙门——内乡县衙各个主要建筑物前，都悬挂有一副楹联，这些楹联意境深远，折射出了古代政治、官吏作风和世态民情，展现着“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艺术魅力。

官员道德“失范”表现及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官员群体的道德水平在总体上得到较大提升,但重享受轻付出、理想信念动摇乃至贪污腐败等官员道德"失范"和违法犯罪的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给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带来严重破坏。深入分析当前官员道德"失范"的问题,研究加强官员道德建设的治理路径,对我党更加积极应对执政考验大有裨益。

论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官员道德

中华传统官德思想是打着封建社会的烙印的 ,其道德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但是 ,只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加以科学分析 ,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合理成分 ,今天的政府官员应当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良的传统官德 。

官员的道德缺失对社会伦理的影响

官员的道德失范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也越来越被社会所病诟,官员的失德行为对社会的伦理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透过官员失德行为的现象,探讨失德行为对行政伦理、制度伦理、社会民间伦理的影响。

社会结构变迁与官员道德

官德作为一种特定群体的道德,不仅受制于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且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直接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官员道德形成的土壤和条件。在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官员道德通过角色期待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官员会由于新、旧道德规范的冲突而陷入道德困境之中。官员要走出道德困境,需要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超越性、建设性和继承性为原则实现官德的更新与提升。

《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靳凤林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一书201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历次改革中屡屡被推迟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然成为制约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世纪初前30年我们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思考、选择和作为。

官德:在职业道德与角色道德之间

官德即官员道德，一般用以指称各级党政干部的道德。高度重视官德建设，通过加强官德建设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是我国领导干部队伍和行政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一种鲜明的组织管理优势。正确地认识和定位官德及其规范。是加强官德建设的基础理论问题。

关于当前中国道德法制化建设的思考

道德法制化是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是以他律的形式促动自律,以法治保障道德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其核心是借助于法治的强制力量推行社会道德规则。对于目前我国道德失范状况而言,道德法制化是亟须长期推进的系统工程。当前,应加强社会公德、官员职业道德、婚姻家庭美德的道德法制化建设。

我的道德作为生成的社会平台

道德是生存中的"我→你"关系和"我→社会"关系的缔结,前者生成道德自律,后者展开为道德他律。从道德他律角度看,制度统摄下的政府权力性质与要求,是形成、影响、改变我的道德作为与不作为的根本力量,因而,打造我的道德作为生成的社会平台,其重心是创新制度、约束权力,重塑政府典范形象;其根本任务是重建以人道、平等、公正为价值原则,以"为己利他"和"为他利己"为践行方向的官员道德;其基本方式是重塑传媒文化的道德精神,使其担当起时代发展的社会道德导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