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坎伦的道德建构主义对“价值”与“福祉”的重构

与其他契约论一样,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也是一种道德建构主义。他以"理由"为基本概念反驳目的论的价值观,通过"转托的解说"重构了价值的概念。他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解构以往个体福祉的概念,颠覆了福祉的主价值地位,批判了欲望理论,并提出了合理福祉概念的必要条件,进而指出人们最终诉诸的仍是实质性的"理由"。斯坎伦将非自利契约论的道德体系建立在他人无法合乎情理地加以拒斥的"原则"的基础上,而无法合乎情理地拒斥的原则归根结底建立在实质性理由的基础上。

“原初状态”:从“道德建构主义”到“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向

"原初状态"理论是罗尔斯建构正义论体系的理论基点,也是实现其"道德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理论关节点。尽管这一理论导致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但这一理论预设在"政治建构主义"的框架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预备性解释方式。

罗尔斯道德建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是一种同时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基本理论方法,强调主体在一定的理性程序和必要的初始条件下建构出伦理规范,伦理规范是结果的实现而不是演绎前提。这意味着道德建构主义降低了实在论的知识论的完备性的伦理学地位。道德建构主义认为道德规范应该是绝对命令程序的建构结果,这个建构程序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人作为建构主体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特征——反思性。反思性在此处表现出心灵自反性、自设目的性、绝对自发性以及活力精神性的统合,从而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概念论的又是德国观念论的。建构主义的核心也即反思性的核心体现在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论述中。理性事实通过类似于科学性的表征方法,试图实现观念性与活力精神性的统合。

建构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中的理论形态与误读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肯定人作为道德主体具有的能动性与实践性特质,明确了生产劳动与物质利益对道德的支配性作用,完成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论说"的理论批判,为道德建构主义预留了理论空间。同时,它描述了一套以现实的人为建构主体、以道德生产和道德建设为建构程序、以"真正人的道德"为建构目标的严整体系,展现出道德建构主义的鲜明底色。由于对建构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中的理论形态的误解误读,出现了单纯强调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的道德解构效用、无视其道德建构意义,抑或反之的现象,助涨了"伦理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恩格斯反道德主义"思潮,使之成为了人们科学认知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的两大理论误区。

第三代建构主义道德发展观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启示

第三代建构主义道德心理学秉承建构主义的一贯传统,但否认个体道德发展存在普遍化的水平和阶段,它认为道德认知具有领域特殊性,与其他领域认知不断产生交互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协同、整合的发展。在该取向下,个体道德发展脱离了第一、二代建构主义道德心理学所倡导的纯粹理性,以灵活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化的世界。以此为基础,学校德育应该倡导与领域思维相适应的理念,以作为大德育模式的重要补充。

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论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内含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建构主义两个基本逻辑。其中,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科学阐释了道德实质及道德起源,解构了阶级道德的意识形态特质,证成了道德生成发展的社会经济制约性原理,为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奠定了真理基础,是主导性、统摄性逻辑;道德建构主义逻辑则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对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具有能动性构成作用,使马克思恩格斯道德理论立足于现实的人,追诉真正人的道德,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构出了集体主义道德,是依附性、从属性逻辑。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