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富林道德强制理论评析

德富林的道德强制理论在英国关于同性恋等问题的立法争议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对沃尔芬登委员会报告的批评。德富林的学说可以分为"崩溃理论"和"保守命题"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招致哈特和德沃金等学者的强烈批判。作为法律道德主义下的一种模式,道德强制理论极富启发性并对理论与实务都有较大影响,一方面以"崩溃理论"从根源上解释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保守命题"回答了对于道德信念如何具体地对法律产生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强制问题研究

当社会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历史要求的新的道德规范系统,唯有借助外力帮助才能重新确立自身的权威地位。本文通过对道德强制的概念、性质及特点的分析,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底下实施道德强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基本途径,以及实施道德强制对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道德强制到道德自觉:理念转变与路径选择

新中国的社会秩序,从政治秩序到经济秩序再到道德秩序,都建立在强力基础上,不仅建立的过程依赖强力,维系的过程也高度依赖强力。道德强制的优点是效率高,能够迅速迫使被教育者不得不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某种教育者所偏好的理想道德秩序。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维系成本很高,难以实现"服从"到"内化"的升华,从而达到理想化的道德自觉。从道德强制到道德自觉,意味着从理念到路径的双重变革。

道德可以由法律强制吗——基于沃尔芬登报告的分析

英国政府在20世纪中叶严重的“道德危机”威胁下,任命沃尔芬登委员会处理当时泛滥的卖淫与同性恋问题,后委员会发布了影响深远的《沃尔芬登报告》,该报告引发了著名的德富林与哈特的法学论战。德富林针对该报告提出了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此观点遭到诸多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时至今日学界也大多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认为这是对自由主义的破坏,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家长主义的盛行。然而德富林对于沃尔芬登报的批判所表达的思想并非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公民有道德,沃尔芬登报本身原则性界限的提出也有其固有缺陷。本文立足于这场法学论战,试图分析德富林的道德法律强制理论的合理性,寻找论战的争议核心并探寻该论战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弘扬法治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道德的强制性

强制的含义是用政治、经济等外部力量来约束和强迫。就此含义而言,道德也具有强制性。道德的强制性是由道德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推行道德规范的通行做法。道德与法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具有强制性,而在于强制的力量、强制的程序和强制的效力不同。承认道德具有强制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的法律强制探析

由于存在着道德仅靠自身力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因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又必须获得解决 ,使得道德的法律强制成为必要。多元背景下道德共识的存在 ,道德与法律共同的问题域以及现代社会的立法民主化机制 ,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提供了可能。道德法律强制的合理性 ,只有通过对于应当予以法律强制的道德的性质、可强制的道德的范围以及道德法律强制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的学理分析 ,方可予以证成。

德富林是对的：法律与道德强制

德富林与哈特之论战以及斯蒂芬对密尔的更早挑战,都关乎刑事制裁惩罚不道德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当代自由主义者以及大多数法官都站在密尔与哈特一边,认为因行为不道德就予以惩罚并非国家的合法功能。在有关具体法律的大多数问题上,我赞成哈特,反对德富林,认为所考虑的特定行为不应定罪。然而,我赞同德富林在于,不存在这么一种原则性界线,可以使不道德行为与关乎刑事定罪的有害行为泾渭分明。密尔的损害原则及范伯格关于法律限于个人自治与尊重人的价值保护均无法构成真正的'原则性'界线。不道德的事就是不应为的事。刑法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基本原理包括尽可能使人们不务不应为之事,并且充当谴责那些不应为之行为的手段,因此,不存在预先排除刑事程序作为一种阻却手段的原则性理由。

做错事的权利何以既反对又支持道德的法律强制

我们有很多好的理由反对这一做法:用法律手段来强制落实某些特定的道德。其中一种原则上反对道德的法律强制的理由,就是认为“人们有权利做道德上错误的事”。虽然这种观点初看起来并不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某些人们必须予以回应的紧要、复杂的道德议题,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这种特殊的道德情境中,人们拥有做错事的权利。而如果承认了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拥有犯错的权利,那么可能就要求我们继续承认,在满足更严格的条件下,集体也有犯错的权利。这样一来,吊诡的结论就会出现,即集体做错事的权利也可以用来证成道德的法律强制。

德富林的道德保守主义

法官德富林与法学家哈特的论战是20世纪最著名的法理学论战之一。德富林持道德保守主义之姿,认为不应有不受法律调整的私德领域。其道德保守主义源于英国审慎、改良、务实的保守主义传统。德富林在早年作品中自称保守主义者,而其道德保守主义思想直至《道德的法律强制》才得到阐发。德富林是温和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并秉持一元道德观。反道德保守主义者主要提出经验挑战和纳粹挑战,但都未真正撼动道德保守主义。诚然,德富林的道德保守主义有待完善,而重塑道德概念的做法可以修缮道德保守主义,使其可能免于纳粹挑战。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传媒殖民司法:电视调解合法性批判

当下的电视调解节目既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司法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电视调解存在诸多合法性困境,如电视台作为调解的主体违背其法律角色定位,赋予电视调解协议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违反调解法的;电视调解是一种戏剧化范式架构下的泛道德主义媒介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调解节目中权利告知程序的缺失以及因追逐收视率而导致的调解人中立性的丧失等,电视调解的规范化势在必行。

通过法律改善社会道德

道德的法律强制指的是国家运用强制方式(包括刑法、民法等)惩戒那些有违公众认可的伦理理念或侵害共同体追求良善目标的罪恶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会伤害或冒犯他人、自己)。然而,道德的法律强制能成立吗?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它?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论道德风险及其规避思路

道德风险是指道德原则和规范在推行过程中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某种阻碍或破坏的作用,它包括道德滞后或超前的风险和个体道德表达不确定的风险。前者是指道德原则和规范在推行的过程中有可能超出或滞后于人与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与社会的发展,后者是指个体在践履道德的过程中有可能因缺乏一致性而使社会遭受某种程度的破坏。这两类道德风险本质上存在一种吊诡关系,即它们分别处于"适度"的两端,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当我们试图规避其中的一种风险时有可能导致另一种风险。在这种吊诡中我们规避道德风险的思路只能是先避开自身恶较大的那种风险,然后再兼顾另一种风险的限制。

道德困境与法律中立——再论“罗伊诉韦德案”及实践检讨

自由主义的法律中立说认为国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保护公民的自由选择权,人们的道德观念不应该体现在法律层面上,社群主义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法律应该并且也不得不放弃其中立性的原则,道德观念反映实质上是必然存在于法律之中的。双方在此问题上以"罗伊诉韦德案"为研究范本,对于在该案的司法过程中是否且应否坚持中立原则展开了激烈争论。我国在堕胎入刑的问题上同样面临着艰难的立法选择,在立法环节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道德观念,实践中难以坚持价值中立。

论道德自身风险及其限制途径

道德自身的风险是指道德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不良的社会后果,它主要包括道德滞后或超前的风险,以及个体道德表达不确定的风险。由于这两类道德风险之间存在一种吊诡现象,我们实际上只能从道德自由的角度去限制这些道德风险。

陌生人社会中道德如何生存?——通过法律鼓励道德之设想

随着我国进入陌生人社会,道德滑坡成为社会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调整人的行为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味的强调"道德的法律强制",主张用法律来强制行使道德的任务不仅不会守护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家园,反而会进一步蚕食道德原本的领土。面对这种情况,要转变思路变法律强制为法律鼓励,通过鼓励人们的道德行为,确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不再发生,只有通过消除阻碍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屏障,相信陌生人社会将不再陌生,人们将不再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