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读与解

阐述了《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与《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核心著作之间的关系;同时对《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的翻译、阅读与理解的诸多方法问题作出了深刻而清晰的阐释,并论及哲学史方法论的诸多问题,对研究康德哲学以及古典哲学的读书方法与治学思路作出了清晰的梳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围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文本解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通过对自由的现实性与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演绎,说明道德法则乃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基本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实践性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善良意志。联结定言命令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与谓词"其准则总是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而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意志"的第三者就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在实践视角下的自由是理性存在者根据自由理念及与之一致的道德法则理念而行动的能力。人的理知世界的成员身份与纯粹意志使人意识到理性存在者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纯粹实践理性(亦即自律的能力)就是具有最高的尊严和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有自由的有限存在者应当遵循定言命令。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都指向超验的本体世界,唯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实在性。康德开辟了独断论形而上学与主观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先验观念论的道路,确立了批判的、建构性的形而上学。

试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隐蔽的循环”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试图从自由概念演绎出道德法则,然而他却同时指出,从自由到道德法则的推论中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循环,并花了不少篇幅来消除这个循环。本文指出,以卡尔,阿默里克斯(Karl Ameriks)和邓晓芒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这个循环的理解存在问题。实际上,康德这里并没有严格的循环,而仅仅由于在用自由说明道德法则的过程中,自由仅仅只是一个预设,而没有获得现实性,因此整个推论建立在并不可靠的基础上,由此出现所谓的“乞题错误”(begging the question),这与严格的循环论证是有区别的。按照这种对循环的理解,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康德所做的“两个世界-三种观点”的区分是如何消除这个循环的。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

非自由状态下讨论道德问题的可能——基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在自由状态下才有讨论道德问题的可能性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但在现实生活中,剥离人的所有价值取向和偏爱的纯粹理性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时间的单向性,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使得每一次的道德事件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事件或者是已经被定义原则的具体实施,因而这不可能是一种具有自然科学可重复性的活动。这也为在非自由现实生活状态下讨论道德问题提供了机会。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对功利主义原则的“求助”及其实质论析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通过对"幸福"概念的批判,否定了以获得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确立的道德准则及其确立根据,并强调了基于义务论立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但诸多伦理学家却认为,康德在论述其道德形而上学过程中是借助了功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他们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义务论立场提出了质疑,并由此为康德所否定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通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误解。康德尽管并不排斥幸福,但却坚定地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根据。康德是将道德准则建立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义务论的,是义务论中最具典型性的道德哲学。

论康德的道德冲突

为了维护法则、义务等概念的绝对必然性,康德把我们日常所说的义务冲突的现象解释为道德的冲突。道德冲突的实质是责任的根据之间的冲突,与目前学界的解释不同,责任的根据可以被解释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的内在的自由法权、物品法权、人身法权,以及在德性义务中的我们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和人的目的,这些责任根据一方面具有规范性,另外一方面描述了人的现实生活的必要条件。康德以某种严格的词典式的顺序展示这些责任的根据之间的优先性,给解决道德冲突提供了普遍性的标准。虽然这种解决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诸多争议,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实践哲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

老子形而上学的模型论解读

本文用来解读老子形而上学的“模型论”,取自康德伦理学用来展示其自由概念和道德法则的某种“工作哲学”。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把定言命令的第一条变形公式规定为:“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论康德三部伦理学著作中的义务论

康德把自己的伦理学叫做义务论,其对立面主要是幸福论。他的义务论立足于人的意志的有限性和非神圣性,认为道德法则对于人而言是一种"命令"。康德很早就在其《伦理学讲义》中阐发了有关义务的思想,但直到《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785年)才首先公开发表。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中,他进一步论述了有关义务的思想。在《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中,他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义务论体系。

对道德基础的追问——从康德谈起

道德基础追问的过程,也就是道德奠基的过程。道德奠基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经验的历史生成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道德奠基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基础上;在历史生成的思路中,道德法则的原始发生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两种奠基方式又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18世纪关于道德义务的争论与康德“自律原则”

178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宣称西塞罗的《论义务》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佳伦理学著作。这是一个冒失的观点,尽管西塞罗的思想确实对18世纪道德哲学的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783年,根据腓特烈二世的要求,加尔夫完成了《论义务》的翻译并且附上了三卷本的《〈论义务〉注疏和评论》,这似乎也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法则与自由:康德定言命令公式的规范性阐释

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康德的中心任务是确立清除一切经验性要素的最高道德法则。一方面,他明确主张道德法则的表现形式乃是定言命令,而唯一存在的定言命令是:“只按照你同时意愿它成为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行动”;另一方面,他又分别对定言命令作了更多元的呈现,并指出, “意志自律乃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就导致诸多理论难点:一是如何理解康德所确立的最高道德法则或定言命令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特质?二是如何把握定言命令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联?与上述难题相关,学界长期以来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其中缺乏充足的人格内涵,认为康德关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形式化表述难以得到合理辩护。即使在康德学派内部,如何回应上述批评并准确阐释康德实践哲学意旨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歇过,至今依然难以达成完满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