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惩罚及其目的

道德惩罚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对于规约和范导道德行为体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惩罚通过公共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和道德良心等对违背道德法则的行为或坏的道德品质予以谴责,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体的道德权利予以限制和剥夺,从而促使该道德行为体实现由恶向善的转化,达到维护道德良知的、重申道德秩序的目的。

道德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理性选择

所谓道德惩罚，就是社会对那些践踏道德规范、不顾道义谴责、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极坏影响、而其行为又未能触犯法律的行为主体给予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制裁即经济利益上的处罚和道德意识上的批评，以此引导和教育行为主体及社会广大成员实现由恶向善、由罪恶向德性的转化。道德惩罚既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规则经济的需要，也是这种经济体制下个体道德生长的外部动力。在现实中道德惩罚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和制度行政机制，以便真正发挥其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

合理、健全与公正——道德惩罚的三个维度

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既具有做好人和行善的潜能,也有做坏人和作恶的潜能。人们一旦做坏人和作恶,就要受到道德惩罚。为了保证道德惩罚的公正性,一般来说,需要从三个维度来考虑:第一,道德规则的合理性是道德惩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二,健全人格的主体是道德惩罚的对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第三,公正的道德评价是道德惩罚的保障,它具有社会的公平性。

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中的道德惩罚

加强我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需要运用道德惩罚的手段。文章在界定“道德惩罚”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道德惩罚的根据、范围、机制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简论道德惩罚的原则

在道德惩罚实践中,出于道义与人性关照的惩罚更能"治病救人";与惩罚的强度相比较,惩罚越及时才越能强化其威慑效果;道德惩罚如果超越法律、理性的限制会导致其自身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为确保道德惩罚是真正道德的惩罚,应该遵循人道原则、及时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

算法歧视比人类歧视引起更少道德惩罚欲

算法歧视屡见不鲜,人们对其有何反应值得关注。6个递进实验比较了不同类型歧视情境下人们对算法歧视和人类歧视的道德惩罚欲,并探讨其潜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相对于人类歧视,人们对算法歧视的道德惩罚欲更少(实验1~6),潜在机制是人们认为算法(与人类相比)更缺乏自由意志(实验2~4),且个体拟人化倾向越强或者算法越拟人化,人们对算法的道德惩罚欲越强(实验5~6)。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算法歧视的反应,并为算法犯错后的道德惩罚提供启示。

论道德惩罚的正当性

道德惩罚是一种道义性、舆论性惩罚,在社会伦理实践中广泛运用。道德惩罚在当代社会的必要性必须获得正当性辩护。功利主义者认为其正当性在于能促进社会幸福的最大化,而报应主义者则主张道德惩罚是恶的行为和品质者所应得,综合以上两种观点道德惩罚的正当性应在于正义优先,兼顾功利。

从精神分析视野论悲剧“自我道德惩罚”--《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的比较研究

《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王》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悲剧代表作品。两部作品中展现了悲剧中的各类人物矛盾与理念矛盾,除了构建起文艺复兴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悲剧理性桥梁,比较出不同时期剧作人物的自杀自残式的悲剧命运中人性的异同和道德理性矛盾之外,本文也将以纵向的方式穿插其中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式的“超我”将为本文的“自我道德惩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道德与关系惩罚对初中生公共物品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模拟公共物品两难困境范式,以初中生为被试,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道德惩罚和关系惩罚对不同性别和社会价值取向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两种惩罚条件下初中生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惩罚条件,但当惩罚撤除后只有关系惩罚条件下的效应还存在;(2)初中女生在两种惩罚条件下的合作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惩罚条件,而男生只在关系惩罚条件下出现该情况;(3)亲社会取向与亲自我取向初中生在两种惩罚阶段均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但在惩罚撤除后,只有亲社会取向者保持了高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关系惩罚的作用较为持久,且对男生的影响更为突出,不过两种惩罚在亲社会取向者身上均显现出延后效应。

网络道德惩罚的公正性分析

现代都市生活的特点、网络事件的强烈刺激以及道德焦虑心理是网络道德惩罚发生的原因。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谴责性言论、顶帖、网络通缉令、对现实生活的干扰以及排斥等。公正的网络道德惩罚具有积极的作用,是一种善。由于群体极化、绝对化的要求以及道德盲视的作用,网络道德惩罚有时会有失公正。鉴于此,可以通过给予话语权、从容的推理以及行动前的反思来确保网络道德惩罚的公正性。

论道德回报与惩罚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应对道德滑坡现象,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道德滑坡的原因不仅有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有道德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缺乏完善的道德回报与惩罚机制,善良的行为得不到奖励和保护,丑恶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引导与激励人们的道德行为。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建立道德回报机制,建立起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机制,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建设现代道德机制是应对当代中国道德滑坡问题的重要方法。

实现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功能互补

法律和道德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多差异,而且存在着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要想使二者对社会发挥最大的规范作用,应尽量寻找二者的契合点,使其达到功能互补。利己不损人是法律和道德之间功能互补的衔接点。

法治社会也要存在道德调整的空间

对于法律未明文禁止的私权利行为虽然不能给予法律评价和法律惩罚 ,但是这些法律无法或暂时无法涉及的领域中 ,保留道德惩罚的空间 ,使其按自己独特的机理和方式来对这些行为加以制约、评价和引导 ,使其能弥补法律惩罚的空缺 ,维护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网络道德审判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道德审判这种频发而影响广泛的社会现象面临着亟待化解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网络道德审判作为道德舆论的一种形式,是道德表现、维持自身的必要机制,因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因为受制于网络媒介的特点,网络道德审判在执行道德评价功能时倾向于做出过于严厉的道德评价,容易转变为惩罚性的语言暴力;在执行道德惩罚功能时倾向于进行直接而不是间接的道德惩罚,难以控制惩罚的强度,容易沦为公开羞辱和其他僭越法律惩罚的侵权行为。可行的对策,一方面应该区分网络道德审判与网络暴力,摒弃对前者的一味否定;另一方面,应该以“网络道德批判”的概念澄清和改造“网络道德审判”,同时限制其适用范围,规范其语言表述,抑制其惩罚的冲动。

司法实践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探析

法律与道德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对法有明文规定的应严格依法办案,对引起争议的法无明文禁止的私权力行为,主张应放弃法律手段而保留道德惩罚的空间。协调好道德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关系就一定要坚持法律评价,而不能用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造成"法治"表象下的实质的"人治"。

谈谈南朝清议的发展演变

清议是指东汉以来乡里中形成的关于人物批评的舆论,其内容包括对被评品者道德上优缺点两方面的评价,而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儒家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就根据清议即乡里舆论,来区分人物优劣,并厘定、提升或是贬降其乡品,以此作为吏部铨选任官的依据。发展到西晋,清议的内容发生变化,即清议不再包括对被评品者优点的褒扬,而是专指对其违犯儒家名教言行的揭发。诸如居丧无礼,居丧婚嫁,事父母不孝等等,均由中正实行清议。而一玷清议,轻则降品,重则免官,甚至于沉废闾巷,终身禁锢。这样,清议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颇具威力的道德惩罚手段。

从孙思邈《大医精诚》看中医药文化价值理念

《大医精诚》是唐代医家孙思邈倡导医德的伟大著作。他从自己幼年时的贫病感受出发,结合成年后在民间为民治病的亲身体验,积累了一个优秀医生应具备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他告诫医药人,应胸有济世活人的仁爱之心,不怀个人的贪欲之念,做到医术、药品要精,服务态度要诚,一视同仁、全心全意为民疗病。是一篇体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医德经典,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当代中国药业精神价值重建也有重要作用。

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再追问和再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其理论魅力与实践意义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正日益凸显。为此,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思考。

对“法不禁止便自由”的反思——关于公民行为自由的界限以及其他社会规范的作用

'法不禁止便自由'是一个涉及公民行为自由界限的原则,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圭臬。但对这样一个原则,可能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在中国新一届政府实施的新政中,提倡简政放权,推行两个强烈的理念,即对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要搞权力清单,清单上有的,可以做,清单上没有的,就不能做;而对私权利,实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即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可以做,目的是想给公民赋权,只要不是政府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前面一个原则,是我们一贯倡导的法治理念;而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