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基于道德判断问题的分析

尽管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人们依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应该让机器可以像人那样有道德地行动。莫尔对于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分类就反映了这一看法,他相信一种“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将是“明确的伦理智能体”的更高实现。但这一看法对于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这两种智能体的设计并不相同,“完全的伦理智能体”的实现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意识”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机器中植入道德规则的方案。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人类道德判断能力包含有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两种模式,而植入道德规则的方式只能够实现机器的道德推理,却不能够实现它们的道德直觉。因此,一种能够参与人类实践活动的道德实体才是道德智能体应被期待的发展路向。

人工道德智能体何以可行——基于对价值敏感性设计的审视

人工道德智能体自主程度越来越高,其引发伦理困境的实质是自主机器系统的"技术偏见"与人类伦理价值的冲突。当前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建构依赖的特定技术模型或伦理理论并不完善。价值敏感性设计为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实现提供多维视角,是一种整体性、动态性的实践方法论。在该框架下,人类价值被系统性分析并被嵌入到人工道德智能体之中,但该方法仍待完善,以实现人工道德智能体与人类社会的合理互构。

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

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运用外在技术(打破物种自然完整性的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干预,通过改变生物属性,突破非传统知识教化而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类“更完美的天性”已经成为现实。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人工智能体通过跟踪、组织、反思和引导功能为人类道德导航精准化开辟了道路。也因此,道德增强技术带来了关于伦理上的安全、自由、公平的全球论争。倡导道德增强与道德教化并存互补,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精准的道德进化观,将成为时代的理性增强。

人工智能体“有意不为”的伦理意蕴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们期待人工智能体具有明辨道德是非的部分能力,特别是要求人工智能体能够主动地不做违背道德的行动。基于道德能动性的功能主义,说明人工道德主体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与人类有意不做某事类似,人工智能体在有意抑制或忽略做某事的时候,也应该出于道德理由考量。由此,人工智能体在“有意不为”上应当具备两种道德特性,即对可能伤害的强敏感性和对道德决策的弱自主性。最后,从控制论的角度设想如何将这两种特性嵌入到人工智能体中去,并论证对于自主人工智能体的伦理控制来说,“有意忽略”是更为困难的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道德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尽管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也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为了规避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道德机器的思想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这种观点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机器道德是人类道德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扩展,而人工智能始终是人工的产物,是不可能拥有人类的社会性的,所以,要求机器能够拥有人类的道德是不可能的。因而,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要任务不是使机器拥有道德,而是如何破除"人工智能威胁论",约束人类自身的道德行为,从而促使人机和谐相处。

人们对人工智能做道德决策的厌恶感之源及解决之道

为了借助人工智能来应对当代社会的道德滞后问题,跨学科、跨文化的大量研究都在关注对人工道德智能体的设计、实现和发展。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元问题应该是:人们究竟是否希望由人工智能做道德决策?来自道德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并且该厌恶感的来源可能在于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缺乏完全的、完整的心智。而要想有效提高人们对人工智能做道德决策的接受度,一方面应将道德决策主体的合法范围延伸至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则应进一步对人工智能进行拟人化,提高人工智能被感知到的体验性(热情)和能动性(能力、专长性),以增强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共情和信任,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利用伊丽莎效应并避免恐怖谷效应。

打开算法黑箱:建构“人-机协同”的新闻伦理机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

本文用控制论详细分析了算法黑箱的产生机理,剖析智能新闻生产、分发、接收过程中技术黑箱的运作逻辑及其带来的伦理风险,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讨论技术道德化的可能性与路径,主张将价值理性嵌入人工智能打造新闻道德智能体,在不同阶段对算法主体实施“监控、预警与奖惩”的伦理干预,构建“人-机协同”算法新闻伦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