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道德狂热及其消减

道德狂热在古代中国时隐时现地存在。近代以后,道德狂热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大跃进、"文革"中有最明显的表现。当代的道德狂热一般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激进民主派、清教徒式道德清洁、邪教等相联系。道德狂热常被野心家利用,给社会造成灾难。消减道德狂热需要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积极及时满足社会的重大合理需求。

康德论“道德狂热”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道德狂热表现为逾越人类纯粹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界限,妄想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主体完全摆脱感性欲望和冲动,从而达到一个神圣性的道德理想。而作为不完美和有限的生灵,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等级层次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在反对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过度自负和自大的同时,并没有贬损人类对道德价值和崇高精神的追求。在他看来,义务和敬重感既使人类找到了唯一能够给自己奠定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让我们找到了人类本性中彰显高贵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的获得方式。

论康德对道德狂热主义的批判

在一些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支持者眼中,康德伦理学侧重于对道德义务的追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狂热主义”,即将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目的与行为的指导,并试图以此获得内心的愉悦与满足。与这种一般性印象相反,康德实际上极其反对“道德狂热主义”。在他看来,道德主体不应该通过履行义务而追求某种愉悦感。但这也将带来另一个问题:康德是否又在提倡一种道德苦行主义?情况也并非如此,因为康德又明确地强调了德行应该伴随着内心的自愿与快乐。康德的道德心理学确实比较复杂,准确地说,它提出的基本道德情感,即“敬重”,既不关乎愉悦,也不关乎痛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同时与这两种体验有所关联。最重要的是,康德最终所提倡的合理的情感状态应该是“道德平静”。

论小说修辞的道德效果

小说是一种与伦理、道德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样式。小说所叙之事既包含人物的道德反应,也反映着作者的道德立场与伦理态度。论文批评了小说道德修辞中的道德冷漠与道德狂热病象,认为小说家在展开叙事的时候,应该有自觉的修辞意识,以求对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

论中庸——一种知识论的考察

中庸的本质规定性是一个知识论的命题。在孔子看来,这一命题可以表述为:(一)知识不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作为求知的活动,它是生命的现实化存在;作为求知活动的结果,它确证着生命之在。(二)这个以"求知"方式来实现生命的存在者必然是一个"无知者"。他只有作为一个"无知者",才能以"求知"的方式来实现他生命的存在;而这一"求知"方式,就是他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联系方式和交往方式。简单地说,中庸的本质规定性就是,认识到知识与生命的勾连关系,并且认识到知识与生命的勾连是后天的。这种知识论立场,无疑是属于"人"的。而秦汉之际成书的《中庸》篇以"诚"字立论,虽然深化了对知识与生命之勾连关系的理性自觉,继承和发挥了上述知识论命题的第一个方面,但由于这个"诚"字被独断地命名为存在论和宇宙创生论双重意义上的本体,知识与生命的勾连就变成先天的了。这种知识论立场,无疑是属于"神"的。它改变和颠覆了上述知识论命题的第二个方面,开启了宋明理学以"独断"解说"中庸"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