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法律强制探析

由于存在着道德仅靠自身力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因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又必须获得解决 ,使得道德的法律强制成为必要。多元背景下道德共识的存在 ,道德与法律共同的问题域以及现代社会的立法民主化机制 ,为道德的法律强制提供了可能。道德法律强制的合理性 ,只有通过对于应当予以法律强制的道德的性质、可强制的道德的范围以及道德法律强制的立法和司法程序的学理分析 ,方可予以证成。

做错事的权利何以既反对又支持道德的法律强制

我们有很多好的理由反对这一做法:用法律手段来强制落实某些特定的道德。其中一种原则上反对道德的法律强制的理由,就是认为“人们有权利做道德上错误的事”。虽然这种观点初看起来并不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存在某些人们必须予以回应的紧要、复杂的道德议题,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这种特殊的道德情境中,人们拥有做错事的权利。而如果承认了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拥有犯错的权利,那么可能就要求我们继续承认,在满足更严格的条件下,集体也有犯错的权利。这样一来,吊诡的结论就会出现,即集体做错事的权利也可以用来证成道德的法律强制。

道德可以由法律强制吗——基于沃尔芬登报告的分析

英国政府在20世纪中叶严重的“道德危机”威胁下,任命沃尔芬登委员会处理当时泛滥的卖淫与同性恋问题,后委员会发布了影响深远的《沃尔芬登报告》,该报告引发了著名的德富林与哈特的法学论战。德富林针对该报告提出了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此观点遭到诸多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时至今日学界也大多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认为这是对自由主义的破坏,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家长主义的盛行。然而德富林对于沃尔芬登报的批判所表达的思想并非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公民有道德,沃尔芬登报本身原则性界限的提出也有其固有缺陷。本文立足于这场法学论战,试图分析德富林的道德法律强制理论的合理性,寻找论战的争议核心并探寻该论战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弘扬法治提供有益的启示。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通过法律改善社会道德

道德的法律强制指的是国家运用强制方式(包括刑法、民法等)惩戒那些有违公众认可的伦理理念或侵害共同体追求良善目标的罪恶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会伤害或冒犯他人、自己)。然而,道德的法律强制能成立吗?应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它?

德富林是对的：法律与道德强制

德富林与哈特之论战以及斯蒂芬对密尔的更早挑战,都关乎刑事制裁惩罚不道德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当代自由主义者以及大多数法官都站在密尔与哈特一边,认为因行为不道德就予以惩罚并非国家的合法功能。在有关具体法律的大多数问题上,我赞成哈特,反对德富林,认为所考虑的特定行为不应定罪。然而,我赞同德富林在于,不存在这么一种原则性界线,可以使不道德行为与关乎刑事定罪的有害行为泾渭分明。密尔的损害原则及范伯格关于法律限于个人自治与尊重人的价值保护均无法构成真正的'原则性'界线。不道德的事就是不应为的事。刑法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基本原理包括尽可能使人们不务不应为之事,并且充当谴责那些不应为之行为的手段,因此,不存在预先排除刑事程序作为一种阻却手段的原则性理由。

陌生人社会中道德如何生存?——通过法律鼓励道德之设想

随着我国进入陌生人社会,道德滑坡成为社会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调整人的行为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味的强调"道德的法律强制",主张用法律来强制行使道德的任务不仅不会守护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家园,反而会进一步蚕食道德原本的领土。面对这种情况,要转变思路变法律强制为法律鼓励,通过鼓励人们的道德行为,确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不再发生,只有通过消除阻碍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屏障,相信陌生人社会将不再陌生,人们将不再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