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文著《道德真经集解》与金后期的三教融合趋势

赵秉文著《道德真经集解》,以苏辙《老子解》为基础,广辑众说,且不乏己见。其主旨,既以儒释道,又援佛入老,极力消解儒、道、释三者间的壁垒,集中反映了金后期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

吴澄《道德真经注》试论

本文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老子”这一老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的解《老》著作《道德真经注》的主要思想,认为其中的以“理”解《老》,不仅反映了元代老学发展的独特风貌,而且可以看出作为理学家的吴澄在思想领域的许多重要建树。

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手钞》释音考

薛致玄为宋元之际活动于陕西关中和甘肃平凉一带的高道,其《道德真经藏室纂微手钞》仅见存于明《道藏》,并非完帙。音释数据不多,形式多样,除少数承袭自前人外,大都为依傍时音所做。同义异音类数据透露了一些语音演变的信息,诸如浊上变去,入声韵尾的消失等;声调上的相混则可能带有西北方音的特点。

《道德真经衍义手钞》作者及其释音考辨

《道德真经衍义手钞》产生于元代,全编主体由"衍义"、"手钞"、组成,其作者"王丈"、王守正跟这两部分的编撰关系不能确定,可能与道教全真派教徒有关。其释音来源多样,大部是对所征引的注疏中原有注音一体照搬,少部分为根据韵书和个人对语词的理解施音。

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音释考

《道德真经集解》是南宋道士董思靖辑录前人《老子》注解之作。经文的音释内容在承袭陆德明《老子音义》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其变动部分或是注音形式的更换,或是因对经文的理解不同而改变了陆书的注音,展现出作者自己的抉择。此外也有不见于陆书的全新注音。这些内容显示出音义体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特点。

守道与谦卑:从《御注道德真经》看朱元璋的君子观

《道德经》作为一部道家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朱元璋借注释《道德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对"君子"文化内涵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道德品行和文化修养范畴,而展现出秉天地之精华、继神圣之智慧的天命"君子",这无疑是"君权神授"的巧妙表达。在《道德经》的注解中,朱元璋所论及的"君子",不仅能够守持大道,还能够行道济物,在持道、行道之中始终保持务尚谦卑的心态,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君子"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传统的"君子"文化内涵。

《道德真经广圣义》反义聚合浅析

本文通过对《道德真经广圣义》反义词的穷尽性描写，并将它与《现代汉语词典》的反义词对比，得出其反义词聚合特点：大量同义词进入反义聚合；新的组合搭配催生新义项；义项趋减，个数渐增；临时构组的反义对子数量繁多；书面语色彩浓厚。

吕惠卿《道德真经传》中的政治思想

吕惠卿是北宋神宗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是宰相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是王安石学派的重要人物。吕惠卿的《道德真经传》以庄子思想阐发《老子》,同时包含了吕惠卿本人的政治思想,他以《老子》为依托,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历代《老子》注释中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的研究模板。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版本探析

唐末五代著名"道门领袖"杜光庭在天复元年(901年)作《道德真经广圣义》,以唐玄宗《道德经》注疏的"圣义"而发挥己意。《广圣义》体例为经、注、疏、义,即《老子》经文、唐玄宗注、唐玄宗疏、杜光庭释义。本文认为杜光庭《广圣义》经文和唐玄宗《御注》、《御疏》为同一底本,即唐玄宗定本,此定本以河上公本为主要依据。日本藏有《广圣义》手抄本,本文通过对《道藏》本和日手抄本《广圣义》在版本、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日手抄本为宋嘉定本,与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所载《广圣义》应为同一底本。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以《河上公注》为底本,发挥了其理身理国的思想,影响深远。其"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法道合德;虚静无为;持守三宝;安分寡欲。该书从诠释宗旨和方法论上体现了其政治化倾向及阶级立场,具有调和儒道的特点,其中还试图消解《老子》关于提醒统治者保持应有的警醒和忧患意识的思想。其要旨在于"理身理国",却在唐玄宗执政晚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中的庄学精神

就文献而言,南宋道士董思靖在《道德真经集解》约二分之一章节的注解中'以庄解老',而且涉及今本《庄子》33篇的25篇。就义理而言,董思靖一方面借助庄学更新了对《老子》'无为''清净'的理解。他阐发了'无为'的入世精神,而且以'逍遥'解释'清净'。另一方面,他使用庄学的'独化''天人关系'等,阐发了《老子》暗含的'不滞'和'不先天以开人'。而且,通过运用理学的'理一分殊'模式,他在'天人关系'中较好地融合了老庄道家和理学。

论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庄学观

《庄子》对唐玄宗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经典注释中直接引用或化用了《庄子》的原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唐玄宗借助《庄子》阐述了他对“道”的至虚性、广泛性、归本性的理解,并对《老子》的“绝学”提出了新的解释,表现了他的折衷性。在注解过程中,唐玄宗更新了《庄子》的“坐忘”“全生”“缮性于俗”等概念。“坐忘”与“全生”既具有了修养作用,还具有了治国功能。唐玄宗“以庄解老”的思想,不仅对《道德经》作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对《庄子》某些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辨误

本文指出,《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以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文为主,杂采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及唐玄宗《御疏》等,非唐玄宗所撰;认为是五代后蜀乔讽所编《道德经疏义节解》原书。

易学视域下杜光庭的理身理国思想——以《道德真经广圣义》为中心

本文从易学视域对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理身理国思想做了探讨。杜氏在修心去欲论、撝谦执柔论、施仁修德论、得民悦民论、理国之戒论、无为而治论等理身理国思想中都成功地融入了易学思想。杜氏等道教学者的以《易》解《老》,使我们从特定的侧面得以窥见唐代《易》《老》之学思想会通的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互释、会通,不断赋予《易》、《老》等传统经典以新的义涵,使其获得了传播发展的无限生命力。

面对新时代的教义诠释与创新 《道德真经章句训颂》初论

自张道陵起,历代天师撰述者不多。早期的《老子想尔注》,是目前传世的三张一系最重要的著作。其间从张盛以降,至于北宋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方见到有影响的撰述和语录。及元,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推出一本《道德真经章句训颂》,方填补了张继先以来的百年空白。但此书的影响主要在教内,学界不甚重视。实际上,其重要性具有时代意义。

《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理国”思想

唐末五代道门领袖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是其时注《老》的代表著作,发挥了道教一以贯之的治身理国传统。《广圣义》的理国思想,在方法论上以“双遣”“兼忘”为根本,在“修道即修心”的原则下强调心性修炼为理国的根本依据。在理国的具体途径方面,《广圣义》强调人君“修己”的重要性;主张效法天道,提出“法天行化,任物无为”的理国理念;发挥西周以来的“民本”传统,强调“民为国本”“民为神主”;发挥《老子》的俭、啬思想,提倡“俭啬为政”;政事方面主张无为清简、宽猛相济;对外关系主张文本武末、谦静为国。《广圣义》的理国思想,在广泛吸收儒家治理思想、佛教“遮诠”方法以及心性论的基础上,体现了鲜明的三教融合特色。

李荣《道德真经注》中的庄学精神

就文献而言,虽然没有一处显明提及《庄子》,但李荣《道德真经注》在超过1/3的章节使用了《庄子》中的语汇和意象,而且涵盖了今本《庄子》33篇的大部分篇章。就义理而言,一方面,李荣借助《庄子》,对《道德经》的"无为"提出了新解。另一方面,李荣也对庄学的"独化"和"全真"做了新解。他阐发了"独化"的政治含义,并且通过区分"独化"和"自然",将"道"之创生和万物对"道"的依赖给予了更明确的强调。李荣扩大了"全真"的内涵,"全真"与"志道"、"体道"、"合道"等一样,都是表述一种安适的状态。他的"全真",庶几与庄学的"逍遥"含义相近。据此可以断定,李荣有独立注解《庄子》的理论能力。

论宋代以《易》解《老》的诠释向度——以《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为例

宋代老学在整个老学发展史中凸显出儒、道交摄互通的理论特色,各注家在注解《老子》时,多援引儒家经典,特别是《周易》中的文句与《老子》交相训示,研究以《易》解《老》的诠释向度对于我们对《周易》天道理论与《老子》形上思想的交互理解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即以此为关注重点,以《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为研究对象,按援《易》阐道之义、援《易》论道之体、援《易》说道之用三部分论述徽宗援引《周易》来构建其道论的思路,对《御解》中引《易》的内容进行阐释与梳理,最终揭示《老子》道性合一的性命哲理。

鄧錡《道德真經三解》的詮釋特點

鄧錡所著《道德真經三解》是研究道教思想史特别是研究道教南宗和全真道思想的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所謂'三解',即'解經''解道''解德'。解經主要是明瞭句讀,並簡述老子思想大意。與通行的斷句與解釋相比,鄧錡之解頗有獨到之處,具有新意。從解道的層面看,鄧錡强調以真常立宗,注重闡發《老子》一書的哲學思想。從解德的層面來看,鄧錡主張用丹法解《老》,並且以張伯端内丹思想爲宗,由此上溯鍾、吕及劉海蟾,而最終以全真爲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