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解开中国慈善的道德枷锁--从“恻隐之心”到“公共责任”的价值跃迁

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实践领域,现代慈善以慈善组织为中介,在分离捐赠者和受助人的同时,也让二者的地位更加趋于平等和独立。如果说传统慈善行为是"道义性救助"和非制度性帮困,那么,现代慈善事业则是"义务性救助"和制度性支持,实现了从"道德施恩"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将过去对"圈内人"的特殊责任变成了对"所有人"的普遍责任。然而,中国慈善事业仍然停留在"知恩图报"式的狭隘道德关系层面,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乡里情结和关系限制。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由分散个体的"恻隐之心"跃迁为广大公民的"公共责任",在经历个体价值释放、集体道德疲倦之余,更需要营造一种自由、宽容、轻松的道德氛围,建构一种尊重人性、彰显个性、强调理性的道德模式,让诸如捐赠、互助、志愿之类的道德行为,能够自由自在、自然而然地生长,以正常面目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