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榜样”到“道德能动者”——教师道德形象的当代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道德榜样"教师形象的局限性逐渐凸显。"道德能动者"教师形象强调教师对教育实践中道德要素及意义的觉察和理解,更有益于学校伦理文化的建构,它凸显了教育过程的道德性,更有利于师生共同的道德成长。提升教师的道德想象力和教师的道德选择能力,可更好地促进"道德能动者"教师形象的建立。

道德生物增强的康德伦理学辩护及其困境

道德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MBE)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干预、修复人类的道德心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从而增强人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能力。MBE通过消除人性之恶和增强人性之善达成自我完善,这与康德伦理学不谋而合。在康德伦理学视域中,MBE作为一种不完全义务之自我完善的自由选择,它不但没有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相反,MBE增强了人的理性行动能力,为道德行动者借助MBE从情感和认知弱点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提供了辩护空间。但与此同时,MBE康德伦理学辩护也存在四个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还原论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自由悖论,道德生物增强对自我同一性的威胁,道德生物增强自我家长主义独断。在此基础上,通过MBE康德伦理学的实践场景想象,进而分析康德伦理学能否为体育竞赛增强和基因美德工程进行辩护,探讨超级生化运动员和制造更加具有德性后代的伦理复杂性。

作为“他者”而承担道德责任的智能机器——一种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的责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因此不是道德能动者。从责任的他者视角出发对智能机器道德自主性与意向性的质疑,并不能否认其具有道德责任能力。从他者期望型道德责任的角度看,智能机器由于人们的期望偏见、智能偏见和地位偏见而不被承认具有道德责任能力。如果智能机器想要在现代技术社会的责任网络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如实地期望智能机器人的道德责任,摒弃事后立场、语境不匹配、人类中心主义等经典责任伦理面临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他者期望型道德能动者。

人工道德能动性:从连续性进路到非连续性进路

机器伦理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伦理学近年得到迅速发展,它的根本目标是让机器拥有人工道德能动性,以成为人工道德行动者。人工道德能动性是一个复杂和充满争议的概念,它建立在能动性、人类能动性以及人类道德能动性概念的基础上,但又有所不同。在如何构建人工道德能动性这一问题上,机器伦理内部目前已发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路:连续性进路认为人工道德能动性与人类道德能动性是同质的,所以应当完全模仿人类道德能动性的机制来构造人工道德行动者;与之相反的则是非连续性进路,它主张人工道德能动性与人类道德能动性是异质的,从而没有必要完全模拟人类道德能动性。这两种进路有着迥异的内涵与特征,其哲学后果也各不相同。然而,若站在功能主义立场,考察人类的能动性与道德能动性的实现机制,人工道德能动性与人类道德能动性只能是异质的,因此非连续性进路更值得追求。

“上善若水”中的道德定力、道德交往与道德能动性

“上善若水”以天道明人道,是基于天人合一的道德心理学。“居善地,心善渊”隐喻随遇而安、厚积薄发的道德定力;“与善仁,言善信”提倡宽容厚德、仁爱慈善的道德交往;“事善能,动善时”主张等待时机、顺势而为的主观能动性。三者从不同侧面突出以水为师、道法自然的人文智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有限自由的道德能动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用浅显的模仿和自我强化凸显了人之为人的能动。能动具有预见、自我反思以及自我反应的特征。自我反思以自我效能为代表,而自我反应则表现于自我调节行为,以道德推脱作为代表。道德推脱类似紧张降低的认知失调原理,但其实是一种对于自我惩罚紧张系统的预见性逃离,它反映了一种有限自由的道德能动。

创造智能道德机器的伦理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何让未来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智能机器作出伦理推理和道德决策,成为机器伦理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智能道德机器创造中必须深入探讨智能机器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前提与可能。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程序员等非伦理学家面临着诸如道德哲学知识缺失可能导致智能道德机器伦理假设偏误,伦理理论多元加大了伦理共识达成的难度,“电车难题”造成伦理决策困境,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存在机器偏见,伦理方法论的多元性造成正当性辩护与道德行为选择困难等更为突出的伦理困境。破解这些伦理困境,对创造智能化、人性化的道德机器是非常必要的。有效破解这些伦理困境,需要实现道德哲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需要重新审度伦理自身的合理性,在多元价值中达成伦理共识,最终构建面向智能机器本身的可执行伦理机制。

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的道德责任

人工智能体在“人—机”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与人类社会的律师、股票经纪人、演艺经纪人等类似,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它不具有初级利益,仅具有次级利益,是有限道德代理者。按照角色责任理论,人工智能体作为有限道德代理者须承担一定的代理责任,但从道德实践来看,它并未如人类代理者一般被问责和追责。这种“问责”与“担责”被分开的有限道德责任是他者维度的道德责任,包含两大内涵:对他者(人类)负责;被他者(人类)所期望和赋值。“为他者”或者说“为人类”,是人工智能体道德责任产生的基础。在他者意义上,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责任被设计、被赋予,也被确立,其实质是一种“趋善避恶”的预期性道德责任,具有强烈的他律性特征。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人机混合能动者的伦理意义、建构分析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它极可能担负道德责任,拒斥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是不现实且理由不足的。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能动者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它目前只能成为显性伦理主体而非完全伦理主体,尚不足以现实地被问责,它无法解决“好”的决策问题、伦理契合问题和具身化问题。因此,人工能动者相关的伦理问题需求一个可替代的道德能动者人机混合能动者。混合能动者不仅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其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前,作为伦理主体承担道德责任,而且在人工智能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后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以混合能动者作为伦理主体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混合能动者符合社会技术认识高度不可分的立场,也是实现分布式道德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人机融合的关键步骤。通过对混合能动者内部建构进行行动哲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需依据以混合能动者内外为划分而产生的六个维度,有助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的推进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电子游戏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吗--电子游戏卷入个体道德发展的表征研究

电子游戏的道德发展价值一直备受争议。许多研究关注电子游戏的负面影响,却对其正面作用鲜有探讨。借助阿尔塞斯提出的游戏研究方法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步骤,选择《上古卷轴5》《质量效应系列》《巫师:狂猎》这三款角色扮演类游戏,从个体的道德成长过程与移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两个角度来分析电子游戏能否促进个体的道德发展。研究发现,包含某些特定要素的电子游戏对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反思、道德情感、道德行为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实习师范生同事关系伦理困境及主体突破路径

同事关系伦理困境是师范生在实习过程中长期存在但经常被忽视的伦理问题。通过深入师范生日常实习实践中,分析实习师范生与同事之间的道德冲突,发现实习师范生像“迷失的陀螺”,无法在冷漠与关怀、服从现实与追求理想、偏见与公正、尊重服从与自主抗争等同事关系伦理问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进而使其在关怀学生、坚守专业理想、践行公正和对同事保持忠诚等方面面临困境。妥协与悬置、单方决策、商谈以及向第三方反映是实习师范生面对伦理困境最常用的应对策略。实习师范生应提高道德身份认同、形成捍卫道德的勇气和提升道德能动性,努力做一位道德能动者,过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实习生活。

人工道德主体应当满足的两条基本原则

在人机交互中,为了避免智能机器伤害人类,一种理想途径是构建道德上值得赞赏的人工主体。尽管智能机器能否成为道德主体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有必要对之进行哲学论证以及探讨其应当满足的基本原则。完满的人工道德主体可能需要满足诸多原则,然而有两条是中级人工道德主体不能忽视的:第一,不允许主动伤害其他主体;第二,不应当漠视正在发生的伤害。在伦理嵌入的实践进路意义上,论证这两条原则对于中级人工道德主体是可能且必要的。最后,基于人工能动性的建模思路,提出人工道德主体应当具备进行确保推理和尝试推理的能力。

王阳明论“意”的伦理意蕴

王阳明在诠释经典中如何凸显“意”的独特存在?“意”在何种情况下导向“诚意”,何种情况下偏倚为“私意”抑或“恣意”?学界通常在意识、意念、意志、意欲、意向以及诚意等意义上对阳明所论之“意”展开讨论,却鲜有聚焦其指向的能动特质和动机效应。王阳明以“人心生意”为原点,在“诚意”“私意”“恣意”的阐发中,将“意”与心体、知行、善恶等共同建构形成道德能动性与道德动机互动共生的价值生态,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

机器人伦理的进路及其内涵

根据机器人是否可以发展出人工的道德能动性,其伦理建构可分为机器人伦理和机器伦理两种平行的进路:机器人伦理学和机器伦理。机器人伦理关注的是,在机器人没有自主性时,与之相关的人的责任和他们应遵守的伦理准则。机器伦理则试图在技术上构建一个新的伦理愿景,让机器人有可能发展为自主的道德能动者,从而使我们可以教会他们分辨善恶并以符合伦理的行为与人相处。

《十字路口》:乔纳森·弗兰岑对战后治疗文化的道德质询

《十字路口》回溯20世纪70年代,展现了战后美国的精神虚无。援引查尔斯·泰勒有关现代身份认同的框架理论可知,弗兰岑将危机溯源至超验罪责观与治疗文化的权威易位。通过笔下人物在不同视域下应对负罪感的差异,弗兰岑揭示了治疗文化破坏道德能动性与共同体生活,从伦理变迁入手检视了当下美国极端个人主义滥觞的文化根源。

人工道德能动性的三种反驳进路及其价值

随着智能机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艾伦等哲学家提出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构想,目的是让机器成为道德行动者。然而,这种构想引发了众多哲学家的反驳。这些反驳可以概括为三大进路: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无自由反驳、以知璨·赫为代表的无责任反驳和以斯塔尔为代表的无意义反驳。从表面上看,三大反驳进路都是从人类的道德能动性出发,通过人机在道德性上的本质差异,进而否定机器拥有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它们都根源于道德上的有机观点,即认为无机物的组织系统拥有道德能动性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对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反驳有某种破坏作用,但它却有助于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支持论者及时调整目标,以及促使他们反思机器伦理的理论基础。

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困境

智能机器人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给人类带来新的伦理挑战。智能机器人智能性的提高,促使人类在与其互动中更深刻地思考人的本质。智能机器人替代部分人类社会角色从事繁重危险的工作,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智能机器人的警惕和担忧。脑-机接口、人机交互技术使人机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智能机器人与人在技术实践中构成共同的道德行动者,但目前,智能机器人仍然是弱人工智能,无法独立承担道德责任,不能成为和人类同等地位的道德主体,破解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困境,需要建立人-机责任共同体。

自由的价值与道德生物增强的限度

在目前所能设想的人类增强技术中,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被认为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是否确实如此关键地取决于我们对道德的本质和来源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和理解。通过集中考察英格玛·佩尔松和朱利安·萨瓦勒斯库对道德生物增强提出的倡议,本文尝试表明,鉴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开放性,鉴于我们目前对人类道德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仍然缺乏充分明晰和系统的认识,利用生物医学手段来直接干预大脑以“增强”人类道德的做法不仅并不成熟,而且也未能充分正视自由与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与集体主义原则

在强调发挥道德主体能动性的时候,当怎样看待集体主义原则?是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又一重大困惑。有些人由于因袭了把道德主体看成只限于个体的人,认为个人至上的陈腐观点,便把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同集体主义原则对立起来。以为:集体主义原则会轻视个人的价值、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