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价值: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道德转向

本文在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分别考察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在相应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条件下,人们的责任价值生成及其转向,分析了现实性责任价值、理想性责任价值和评价性责任价值、交换性责任价值的道德内涵,指出这两类责任价值的复合化既是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道德转向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履行社会道德义务的深层动机。

责任价值: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道德转向

在封闭社会,人们的责任价值是以"唯我范式"为特征的"现实性责任价值"与"理想性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在开放社会,人们的责任价值是以"唯他范式"为基本特征的"评价性责任价值"与"交换性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这两类责任价值范式的复合建构及其转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深层动机。

人类学的道德转向

以人类学视角来理解道德问题面临两个主要的挑战:其一是将道德等同于社会的倾向;其二是道德相对论,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边界的模糊化带来的研究困境。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研究的道德转向回应了这两个挑战,探讨道德如何在人类学领域“问题化”,反思社会解释框架的局限性及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差异的表述危机,关注道德的独特性和人们实践道德生活的丰富性,将道德理解为社会-历史-文化场景中“自由的反思实践”,重视其主体性、反思性与多元性,体现了学界对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人类学研究主体的觉醒。

纠结时代道德链断裂探源与道德建设转向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织、纠缠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特征容易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感到困惑、纠结,也可能使人原有的道德认知—道德体验—道德实践的道德链出现断裂。道德链断裂的深层次原因,折射出道德建设转向的必然要求。

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转向:价值诉求与实践品格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出现了强调"公共性"价值、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社会和谐、行为自律的道德化转向,显示出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及其实践追求不断趋向现代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要求的大方向。当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诉求打开了公共行政的人文价值视野,摆脱了泛理性化和技术主义的思维局限,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不仅赋予了公共行政理论合法性根基与价值合理性基础,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乏启发性意义。

从“良知坎陷说”看儿童道德教育的转向

当前的儿童道德教育存在着误入规范理性与知识理性、注重“目的善”而遗忘“手段善”的困境。借鉴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观点,道德境界不是高高在上的,它要关怀生命,关注人世间,所以要有坎陷,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领悟道德教育的精髓。道德教育不仅仅是道德知识的传授,更需要转化为个体切身的践行;不是帮助儿童寻求客观知识的理论活动,而是促进儿童良好道德品性的成长;不仅需要理性与规范,更需要教师的情感投入。道德教育是先验与经验、本质与存在、理性与情感、潜在与现实的统一。

“我→你”存在关系中的道德作为论

当前道德状况的恶劣,在于越来越多的"我"信守"他→社会"式行动模式和道德评价模式,使我的道德不在场,由此形成我对道德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行为本质上是我对我之存在故乡和生存家园的放逐。改变这种道德状况的有效途径是重建我的道德,使我重返以"我→你"为原初存在结构的关系世界,重建以我与自然、我与人、我与精神实体为三维向度的生存家园。我的道德的重建的主体前提是重塑我的道德意识、明朗我的道德态度、明确我的道德责任,形成我的道德在场坚守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懈地展开道德作为;我的道德作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我所不欲勿施于你,我之所欲亦施于你;我欲立而立你,我欲达而达你。

公司道德:中国金融企业和谐发展的基石

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加强公司道德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金融企业要积极推动“道德转向”,实现“价值回归”,金融监管机构要大力引导和激励这一趋势。

西方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与道德转化

法治与德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主要范式。在西方,一开始就形成了重视法治的传统。希腊城邦政治、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阐述,以及古罗马关于自然法的探究、早期基督教关于团契的论述、近代关于社会契约的分析,构成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基本主题。但后来的西方以富勒为首的新自然法学派意识到,法律和道德具有根本的联系,法律必须接受道德的价值评估。法律如果没有道德标准的约束,就会出现恶法。社会需要良法善治,因此,法律必须向道德转化。

师德建设的国家政策演进：1984-2012

从1984年到2012年，我国国家行政机构先后颁布11项涉及师德建设的国家政策，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演进过程。总体而言，师德建设的政策演进呈现出转型的态势，即从口号动员转向法制保障；从抽象模糊转向具体清晰；从总体适用转向分类适用；从职业道德转向专业道德。

德育方法论的审美转向及问题讨论--兼论美德伦理学的审美启示

"美"与“德”的内在关联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与认可,但对于美育方法的特殊本质人们仍然认识不足。美育作为德育方法区别于传统德育方法的特殊本质就在于价值上的超越性与方法上的直观性,这也是传统德育方法无法替代的教育途径。在道德教育领域,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既反映了两种教育目的,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论。美德伦理学强调内在德性的养成以及道德的主体性,反对单纯的德目训练与学习。审美教育作为德育的一种方法论,与美德伦理学有着内在的价值统一性,更适合达成德性论的道德目标。审美方法论不仅提供了“直观”的道德意义,同时还揭示了德性养成的特殊途径。

伦理语用学:内涵、目标与路径

语用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其跨学科融通互鉴提供了可能。近年来,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语用学研究倍受关注与青睐。伦理语用学,作为将语用学和伦理学进行跨学科融合的尝试,其广阔研究前景的实现首先离不开对其自身的理解与把握。因此,本文基于陈新仁(2017)对“伦理语用学”的粗线条勾勒,试图在厘清“语言伦理学”与“伦理语用学”的前提下,进一步阐明其具体内涵、目标与路径,以期深化现有的认识,并为后续具体语用实践的伦理探索提供指导。

论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赓续与创新

中华传统美德在社会发展中遭遇传承困境和转型困局,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要素和内容上出现时代性落差,与社会整体转轨和观念整体变革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市场化变革扩大了社会个体的逐利本性,美善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一定范围内被遮蔽、忽略和抛弃。传统美德在新时代实现赓续和创新的前提是社会人的生存法则实现从个体利己假设向整体利他假设、从物质利益驱动向合理需要驱动、从行为工具导向向思想目标导向、从满足基本生存引领向扩展生命价值引领的转变。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赓续与创新是在妥善处理新旧道德矛盾之后的创造与发展,而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待于实现中华美德的突破性增长,把传统社会美德植入现代生活和社会治理,塑造适合现代生活的美德样式;借鉴传统美德治理中褒奖与惩戒并举的手段,填补道德治理空白;提升人们对美德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觉悟,提高美德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和对人们生命意义的激励与引领。

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哲学观及其他

确立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其要义是重建金融学的哲学基础。本文认为,任何金融制度都具有存在的内生合理性,在考察金融制度绩效时,不能只看单个制度要素是否有效,而要看它们组合起来是否有效。与新古典金融学不同,制度金融分析认定金融制度是一个有机结构。若与特定的制度条件不相匹配,再理想的金融体系设计都难以产生良好的金融资源配置绩效。有别于新古典金融学对个体主义还原论准则的推崇,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强调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加总逻辑以及掩藏其中的'涌现'特征。制度金融分析试图用'公均衡'超越或者替代新古典金融学竭力捍卫的'私均衡'。'公均衡'既是一种跨期关怀,更是一种道德境界。构建制度金融分析框架不仅标志着金融理论的'道德转向',其兼容宏微观金融学的理论努力更是预示着金融学的'范式革命'。在此过程中,以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为代表的'东方经验'弥足珍贵。

观点集粹

在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所设立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从德育课程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它在观念上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革：一是在道德存在观上，从知识形态道德转向生活形态道德。新课程认为，道德是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是它存在的基本形态，道德的基本提问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德育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弓I导人们去选择、建构有道德的生活、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