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人工代理的道德责任何以可能?——基于“道德问责”和“虚拟责任”的反思

关于人工代理是否具有道德责任的纷争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否定人工代理具有道德责任;另一种是肯定人工代理具有道德责任。然而,肯定派要想有更为充分的说服力,就必须要直面问题本身,即从可能性和现实性上来回答人工代理的道德“追责”问题,弗洛里迪和桑德斯的人工代理“道德问责”理论以及科克尔伯格的“虚拟责任”理论为肯定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道德问责:一个真实却危险的命题——以法官“道德责任”的法律化为视角

法官道德问责起源于道德规范约束法官行为的有限性,而见效于道德责任的法律化,它不仅使得问责有法可依、坚守司法理性、为完善司法责任体系奠定基础,更是迎合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是培育精英型法官的有力保障。道德问责确为司法责任所需,且必须历经道德责任法律化与司法责任制接纳的进程,但立法无法触及愿望道德责任,更无法穷尽义务道德责任,并非所有的"义务道德",都适合借助于立法而转化。法律的触角必须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更要考虑法官承受责任的限度,否则就是对司法独立的暴力干涉。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由最初的错案责任、违法审判责任到现今的职业伦理责任,司法责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然而,由于改革的保守性,使得法官道德问责仍被司法责任边缘化,而改革确立的办案责任,却掺杂着过多的道德元素、政治元素,甚至与刑法责任相混淆。此外,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置不够成熟。这些未经法律化的道德责任,借助办案责任的合法身份,无疑会导致"依法"问责的偏离,法官责任限度的超出。迫于舆论的压力,仓促查办"错案的真凶",错伤法官的情形时有发生。此外,法官道德问责还面临欺骗民意、公力救济被搁置等问题的困扰,致使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往往掩盖相关部门职责的懈怠与不足,也忽略了对救济方式正当性的考量。道德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法官道德素养的意识,并非惩戒法官。因而,它的开展更需要夯实基础,需要在法官员额制、法官责任制、法官职业保障并行推进的基础上进行。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从政府对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主体承担责任的角度,把政府执行力划分为政治执行力、法律执行力、行政执行力。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各地区、各部门政府工作千差万别,政府执行活动中具有一般管理执行力不同的特点。中国政府执行不力的问题和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可以从实行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行政问责制、道德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找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

超越性是人的本性,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人不仅具有把握"在场"生活的能力,还可能对"尚未到场"的生活作出反应。突破现存生活的规定性,作出超乎现实的追求,正是人的特性。教育所期待的超越性的存在是:把超越和创造作为生活取向、能对现存生活进行批判和反思并具有自我超越意识和能力的人。当今的教育是一种病态性适应的教育,它背离了超越性的期待,把学生紧紧捆绑在应试等不合理教育体制之中。面对这种病态的教育,我们每个当事者都不能违避道德上的拷问。

团体特征与灌溉自组织治理:两个村庄的比较研究

论文运用案例比较分析法对两个村庄的灌溉自组织治理进行研究,讨论灌溉团体特征是如何影响自组织治理。研究得出:①团体同质性便于共享规范的形成,基于共享规范,个体遵循"信任—互惠—合作"的行动逻辑,自组织治理得以成功实施;相反,团体异质性阻碍了共享规范形成,个体合作机制断裂,自治绩效低下。②同质性使团体具有很好的包含性和嵌套性,凝聚为关联性团体;异质性则使团体无包含性和无嵌套性,弱化为分裂化团体;基于关联性,团体成员以赋予或剥夺道德声誉的方式对团体精英的行为进行奖惩,使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形成道德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