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景帝跟前争论汤武革命,这是在面对高帝代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而景帝却看到了对权力稳定性的威胁。汉初先后发生过两次继位之争,一次是刘邦想更换太子,被叔孙通用晋献公的历史教训给拦住;一次是窦太后想景帝立其弟梁王为太子,被袁盎、窦婴等人运用公羊的“君子大居正”之义成功阻止。这两次事件都因威胁到权力的稳定性而起,而在应对过程中却体现了政道的自觉意识,故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无法割裂看待。

政道论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政道论”是一种与西方“政体论”迥然不同且极具中华文明特质的政治思想类型。先秦时期产生的以道家为代表的帝道、儒家为代表的王道、法家为代表的霸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时代最主要的三种政道。秦汉以来,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呈现一个“政制”与“政道”的二重结构,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通过帝道、王道、霸道在不同时期、领域、阶段的混合运用来治理国家。这种二重结构下的“混合政道”范式也是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过程和效能优势的历史视角,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乏启示意义。

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蕴含的人才观

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一篇战国时期的政论长文,简文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如何治国安邦展开,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于人才的观念,这些观念大多符合孔孟儒家的价值观,但不少内容也体现了兼收并蓄、多家融合的特点。对《治政之道志邦之道》中蕴含的人才观进行介绍及评价,并挖掘其对当今人才理论、领导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清華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與先秦儒墨道法的治國思想

清華簡《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主要從施行教化、舉用賢才、君臣關係、治邦不在命等方面闡述其政治思想:在施行教化方面,《治政之道》認爲教化的手段之一就是《詩》教,并且施行教化需要君主修身以起道德表率作用,這與先秦儒家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在舉用賢才方面,《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主張不分高低貴賤地舉用賢才以及多方面考核賢才,與孔孟有所差異,與荀子、墨家、黄老學是一致的,但與法家差别較大;在君臣關係方面,《治政之道》認爲君臣關係是對等的,與儒家、墨家、黄老學均存在相似之處,而與法家截然不同,又認爲維繫君臣關係的是“利”,與墨家、黄老、法家是一致的,但與儒家有根本不同,總體説來,《治政之道》的君臣觀更近於墨家與黄老學;《治邦之道》認爲治邦之道不在命,而取決於君主的爲政措施,與墨家、黄老學、法家、荀子都有相似之處,而與孔孟有一定距離。《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是一篇融合諸子思想的政論文獻,没有明確的學派意識,也并非“以儒家學説爲主”,而更多的是與黄老學的治政理念相似,這可能與楚國“兼收并蓄”的開放精神有關。

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战略抉择

当代中国的诸民主实践形式与理论证明关注的都是治道民主,治道民主替代了政道民主而发生了僭越。现代民主只能是政道民主基础上的治道民主,缺乏政道民主支持的民主形式是伪民主。种种仅仅落在治道层面的民主形式与种种反对民主的主张,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使中国的民主在理论上显得混乱,在实践上走上歧路。分析中国百年来三波民主浪潮,必须首先确立起民主的宪政法治内涵,才足以告别扭曲民主,步入民主政治殿堂。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可能要打阵地战，也可能是一场持久战。 现在，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在不少人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政体好，其它都会好；政体不好，其它都好不了。

元代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的设置与运作——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黑水城文献显示,元代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的设置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可能设有"甘、肃、永昌等处分司",该分司监临区涵盖了甘州、肃州、永昌、亦集乃路等甘肃行省南部和北部地区,后期亦集乃等路单独设置分司。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分司录囚活动的实施,可分为:分司按临到路,向该路总管府下达有关录囚通知,并提出具体要求;路总管府按分司要求,逐一核对犯人犯罪信息;路总管府撰写牒文,将本路对犯人的处理意见等呈报分司;分司根据牒文,对犯人审理情况重新核实,对相关案件进行处理等多项步骤。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对于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监察,通过双重途径实现:其一,在分司出巡情况下,通过"廉访司→分司→路总管府→分司→廉访司"的途径;其二,在分司缺驻情况下,通过"路总管府→廉访司"的途径。

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

20世纪以来,探索政道(即政体)者众,而很少有人探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其实,治道在某种意义上比政道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中国文化中的"治道"可以从德性权威、礼大于法、风化效应、义利之辨、政教不分、大一统等六个方面来分析,循此出发,当下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可概括为道统、核心价值、社会风气、任贤使能、行业与社会自治、礼乐重建、教育立国等方面,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亦可从这些方面来实现。

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雍正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机构。但学术界以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政道与治道: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之辨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存在着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的两种主张,前者是对来自西方社会的民主实践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研判,后者是基于中国政治国情的现实选择。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理论争论,这两种主张却形成了事实上的争辩,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是遵循政道民主的路线还是治道民主的路线作出审慎的理论辨识。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其内在的结构特征,治道民主因其与中国基本政治构架具有兼容性、安全性的特点,因此符合中国政治改革的要求。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走治道民主之路,治道民主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起点选择。

庄子对儒家政道的批判及其意义

庄子之所以对儒家政道大加抨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庄子洞察到,儒家政道所谓"爱民"、"成人"主张,落实在现实中势必导致对人的性命之情的戕害,其政治理念和理论构想注定难以真正实现,而只会走向反面。儒家政道以仁与礼规范人的一切,同样旨在从外到内将人"正"入一途,且更为全面而彻底,堪称中国传统"正人"之政理路的代表。庄子对儒家政道的抨击,实质上乃是对整个传统政治模式的批判和拒斥。它提示人们,认识和评判一种思想主张,不能只局限于思想家们的主观愿景,更要考察其能否有效落实、最终的实践效应究竟如何。

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之论说的辨析和反思

作为新儒家政治哲学建构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之论说相对于其"良知自我坎陷说"而言,具有理论上的独立性。大致说来,"良知自我坎陷说"要解答的是,如何在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上"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的问题;而"政道与治道"之论说,则是为了回答传统儒家的"外王学"或"治道"在民主政治中的价值和地位的问题。因此,如果"政道与治道"之论说能够言之成理,那么即便我们不能认同"良知自我坎陷说",它也应该值得我们研究与分享,但是这一论说却存在着诸多理论混乱和逻辑矛盾。但对这一论说细心的辨析和反思,无疑可以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道与治道

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来看,“政治”可以在两个维度加以理解:政与治。“政也者正也”,政治的“政”的维度归根结底意味着存在者的各正性命,它将每个个人都纳入到了政治的过程;而“治”则是“为政”所承担的事业,它意味着以各正性命为中心的治理活动或治理术。由此而形成了政权在民、治权在君,政道与治道分离的思想格局。然而,二者之间又通过“天”的观念获得了连续性,以至于民、君、天三者之间的相互通达而彼此限制本身形成了一种循环的圆圈性结构。由此而形成了对“政治”的境域性而非“空间”性的理解。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建立在责任意识而不是主权要求的基础上,它通过礼乐生活世界营建对天下这一境域总体的责任意识。

治国理政之正道

当今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在讨论国家治理中日益具有影响力,这是一个与我们的国家治理传统很不相同的思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需要思考属于中国表达的政道、治道与治术的关系理论。为此,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批判视角,返归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取向,找到国家存在的理由,并以问题为导向,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功能的变化。这样才能认清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从而跳出西方凭借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政道来构陷当代中国的陷阱,进而探索表达公平、正义、平等的中国视野,最终真正理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正道。

牟宗三“新外王”顶层设计及其当代启示——兼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即"外王"与"内圣"的关系,反思与重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开显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是牟宗三"新外王"思想旨归。在《政道与治道》中,他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就中国文化为何开不出"新外王"以及如何开出"新外王"两个环节进行了一番顶层设计。牟宗三的"新外王"思想对于进一步思考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肯定儒家道德理性的价值以克服西方现代民主之不足,坚持德法相辅的执政理念以保障道德践履,坚持中西汇通的构想以树立本民族文化自信。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论《易传》的政道观与治道观

论《易传》的政道观与治道观朱岚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东周列国》，其间数集中有关于用“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占断吉凶的情节，事实上。，不仅是在《东周列国志》，在关涉先秦历史的大量典籍如《左传》、《国语》等文本中，以及迄秦...

俺答汗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文本分析以及熬茶布施的开端

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但这次传入不是偶然的,它的转世理论满足了俺答汗试图建立"政教二道"中心的诉求,它的仪轨改变了蒙古人的殉葬陋习,改变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但俺答汗引入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是蒙古人信奉佛法僧三宝、熬茶布施的开端,对蒙古诸部的经济、风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