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雷神崇拜与世俗生活——以榆林窟第23窟雷神图像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雷神的神性、神职及形象在古今中外各民族中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不少民族都视雷神为最高的自然神。道教所塑造的一大批雷部将军元帅的形象,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雷神信仰,并留下了许多雷神的绘塑画像,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文化遗产。榆林窟第23窟壁画中的雷神,就是明清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示例,弥足珍贵。

生命美学视域下道教动物观念管窥

动物与人一样,是与宇宙同构的生命,是活生生的灵性的存在。“动物”的存在,强化和凸现了道教的生命观念。道教对于生命的追求、对于生命困境的突破与超越也由此获得了审美属性,成为一种切身而真实的生命美学体验。以生命美学的跨学科视角来看,在道教观念中,动物首先是“灵异”的生命,比人更加灵活、灵动,具有超长的寿命和变化的能力,还能成为代言神意和引导升仙的重要媒介。其次,动物也是“物化”的生命。人与宇宙万物的同源性以及道教的生态平等观念不仅是人物互化的前提,也为庄子“物化”论带来了全新的诠释,呼应了中国美学的生命主题。第三,动物还是“承负”的生命。道教以动物为中心而表现的“承负”观既与道教对“善”的认识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显示了道教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上的独特体验、道教思想兼收并蓄的强大包容性以及对中华民族伦理价值的强烈认同。总之,动物的生命活动及道教以动物为中心进行的生命实践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道教的神圣观念、环境伦理与审美情感。在进行宗教秩序建构的同时,道教对于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关于生命的原则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古典美学。

宋代皇室与茅山道教的发展

茅山宗开创于南朝时期,别具特色,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茅山宗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与道教上层化路线分不开。宋代的茅山宗虽不及唐代隆盛,但依然是皇室政治合作的主要对象。皇室的扶植是推动宋代茅山道教发展的重要因素。茅山与宋代皇室政治紧密结合,是举行国醮祭祀、皇室祝祷祈福的皇家道场,先后有三位皇室女性受茅山上清法箓。两宋时期,茅山宗师大多备受皇室宠遇,不仅提升了茅山宗师的个人地位,也为茅山宗的发展赢得了上层的支持。茅山既是茅山宗的活动场所,也是举行国醮的皇家道场。因此,茅山的宫观营建和生态环境保护对推动茅山宗经义的传播、巩固王权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两宋皇室均重视对茅山的建设和管理。

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变迁考

诸葛亮在文学、雕塑、戏曲等艺术作品中常是道士形象,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诸葛亮是道士。事实上,道教中的诸葛亮最初并非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在道书中不同于凡人。直到唐代道书才明确指出诸葛亮是修道之士,他因得道而精于兵法和天文。宋代诸葛亮进一步被神化。至元代时,诸葛亮成为了以武侯为名的雷法中的主神。这是诸葛亮首次在道教中被封神。但在几十年以后,诸葛亮被明代道教重新定义为人,直到清朝他才再次被神化为广慧星。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以他忠诚、睿智的人物原型为基础,并受社会文化环境和历代官方态度影响。

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象天法地”意匠论析

宜宾真武山道教为川南道教圣地,在文化传承、王权统治和道教信仰的综合驱动下,其营建秉承“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构建出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和人文内涵之间的意象关联。宜宾真武山道教的山水形态、山林形貌、建筑布局均具有特定的物质表达和场所隐喻,并蕴含“象天法地”意匠,即“与天同构”的空间意象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道教研究

薛爱华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道教研究的开拓者与重要人物。缘于个人兴趣、裨补学术阙漏的动机,以及欧洲学者的影响,薛爱华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道教研究之门。几十年间,薛爱华对美国道教研究贡献甚巨。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文献译注、名物考证、名山研究(《唐代的茅山》)、道教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上,还体现在他以人类学“文化区域”研究为特点的道教研究范式、对道教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所做的奠基,以及道教教学和弟子的培养上。总体上看,薛爱华通过科研与教学活动开辟了美国道教研究的新天地。

英国汉学家庄士敦道教思想述论

庄士敦是近代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道教是其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道教思想散见于其汉学著述中。庄士敦对道教的起源、神仙谱系、教规教义等许多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在道教起源问题上,庄士敦主张道教起源于民间方术,并称之为“大众道教”。在道教神仙谱系方面,庄士敦持“人文多神论”,认为道教神仙几乎都来源于历史人物,代表民间的一种英雄崇拜。在道教的教规教义方面,庄士敦认为教规教义具有象征性意义,其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这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治权威与等级制度的需要,也是中国人尊崇祖先、恪守传统的体现,同时也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休闲与娱乐。其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比较新颖独特,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对道教的发展与改革具有借鉴启发意义。

中华书局本《道教灵验记》勘正

杜光庭所撰《道教灵验记》是一部道教灵验故事集,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语料。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道教灵验记》(收于《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是目前使用较广的版本。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版本学等相关知识,就该本整理中出现的讹文、脱文、倒文、误校问题予以商榷。如:“辰未己午”当作“辰未巳午”,“白箭”当为“白简”,“叩搏颡”脱“稽”字,“四卷同”当乙为“四同卷”,“舌本”指舌根等。通过这一探讨,希望能够为道教文献的释读提供参考与借鉴。

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道教文献收录与学术价值

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综合性成果,系统地汇编了自16世纪中叶至1924年间用各种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书目中道教文献收录及其学术价值,展示了高第如何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和科学的编目方法,为理解和研究中国道教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学术资源。同时详细分析了《道德经》在西方的翻译和研究历史,以及西方学者对道教神仙概念的关注,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对中国古典宗教文化的认识,也反映了高第在推动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圣诞岛道教建筑

印度洋上的圣诞岛是澳大利亚海外领地,澳大利亚邮政每年发行加注“圣诞岛”字样的邮票专供岛上使用。2006年,澳大利亚为圣诞岛发行1套4枚《圣诞岛遗产建筑》邮票,,其中2枚的票图分别为当地两座道教宫观“大伯公庙”(又称“朝天宫”,图1)和“顺天宫”(图2),首日封图取自“顺天宫”票图(图3),而封舌图案则为“大伯公庙”票图的局部放大(图4),首日戳图案则是圣诞岛特色生物——红蟹。

石室与靖室:华山道教宫观及环境空间营造手法

【目的】以道教文化为主体的名山是中国宗教名山的核心,其风景系统的营建体现了宗教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作用关系。剖析西岳华山道教宫观的营造手法,可为当下中国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依据是否使用建筑材料,归纳出石室和靖室2类道教宫观,并结合现场勘查和史料搜集对2类宫观的建设发端、空间分布和营造手法进行解析。【结果】发现“依石靠崖,藏形避世”的石室的营造特征为与地共融的相地择址、“口”小“腔”大的结构形制;“以高为尊,随物赋形”的靖室的营造特征为生圣兼备的相地择址、意境相生的院落布局、有法无式的建筑空间、由凡入仙的引导空间;2类宫观的组合营造方式为“因形就势,古今共融”。【结论】保护华山道教宫观及环境空间的原真性、整体性,有助于华山风景名胜区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的过程中得到妥善管理和保护。

道教名山成熟风景范式下的安徽齐云山在地化营建

作为在道教名山风景范式成熟下发展鼎盛的道教名山,如何融合区域及山岳特色达到范式的在地化转换?为探究这一问题,选取鼎盛于明中期且具有独特区域文化特征、山岳自然特征的安徽齐云山为研究对象,利用古今图文资料进行特定背景下的名山在地化风景营建分析。结果表明:(1)齐云山的规划布局充分体现了道教名山成熟风景范式下的“天路历程”时代特征,但也存在“九里十三亭”这类特殊地段,同时还因山岳较武当山、泰山等海拔较低而更倾向于通过横向逶迤布置不同空间序列及山体断裂抬升等来达到“天路”意境;(2)在地域习俗及山岳特色地质地貌的影响下,齐云山将范式内的具体景观空间进行了较为明显的在地化,世俗空间以依山势连续有规律构建的名山建设孤例“九里十三亭”和居高临崖、民商融合的中国道教第一村“月华天街”为主,承担世俗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强化了山岳的神圣性;神圣空间除道教名山一般具有的从“无”到“有”营建的宫观祠庵外,主要包括自然地景神圣化后形成的3类廊道式丹霞洞穴圣所和各类峰石神物,着重利用从“自然场所”到“自然圣所”的空间转换来实现宗教功能。

清至民国时期道教正一派在敦煌地区的流传——以敦煌莫高窟所见斋醮榜文为中心

此前学术界关注不够的敦煌莫高窟清代、民国时期斋醮榜文,既是道士在莫高窟为民众建醮的文本遗存,也是研究敦煌地区道教史乃至近代中国道教史的新资料。榜文中“正乙弟子”“安西直隶州敦煌县”等系列文字,以及清代、民国时期莫高窟游人题记中“正乙弟子”等文字均可证明,当时敦煌地区道教正一派一直在流传并有斋醮仪式等活动的开展。

敦煌道教盟文所见唐代道观与法位制度

敦煌文书中的道教盟文提供了唐代道教法位制度的具体运行细节,呈现了法位制度与道观体制间的关系。接受《道德经》的清信弟子和接受《十戒经》的男/女官清信弟子属于两阶法位,可以同时授予。男/女官清信弟子、男/女生清信弟子、道士清信弟子是一级法位的多种表述。接受法位与居观修行并不严格对应,许多道教信众先接受经戒,然后获取度牒,出家住观。道士也可从多所道观接受不同的法位。

白玉蟾“画通仙道”的绘画思想——基于其山水画论与道教思想意涵的考察

白玉蟾画论体现了他对绘画与道教关系的理解,在他的知识结构中,绘画的最终旨趣与金丹修仙之道相互融通。在他的画史建构中,各种绘画门类都有画之仙者。画之仙者,能体诸造化,人与造化相感而最终显现于绘画之中。白玉蟾论画既承续了自庄子、宗炳以来关于天地造化与山水形神关系的理解,又以自身道教的知识结构重新建构了绘画中的山水观念,并阐明了绘画的旨趣在于“画通仙道”。他对绘画和道教相通性的理解影响了金蓬头、黄公望的绘画思想,而这种相通性最终成为了明清文人画审美的思想源头之一。

“三言”道教书写中的疾病与治疗意识

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三言”无疑具有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主题、作者、本事考证、传播影响等进行分析。但从疾病与治疗角度分析“三言”中的涉道作品是一个新的突破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生发条件,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生命意识、长寿的思想,使作品构建了一个对精神和肉体疾病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小说劝诫世人抛却物欲、隔断迷情,达到清洗心灵、修炼心性的作用;用道术来达到对社会的救济,完成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借助梦境实现对心灵痛点的治愈。同时作品通过叙事,使疾病与治疗对小说情节的生成与拓展、人物塑造、创作主旨、环境的烘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讲,“三言”是不可多得的范本。

外来样式与地方造像——北朝道教造像中的胡汉融合

北朝道教造像是研究北朝艺术、宗教、民族关系等的重要实物材料,学者业已做过诸多研究;然而,关于造像中的胡人文化元素则鲜有论及。是故,本文以系统收集的77件造像为中心,通过寻觅分析带有胡人元素的图像内容,探讨北朝地方民众胡汉融合的造像实践。认为:(1)北朝道教造像中有胡貌、胡服、胡乐、胡人坐具等外来样式;(2)与其时上层社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不同,地方造像者在身份上、宗教信仰上出现不同程度的胡汉融合;(3)这种融合现象除了与其时胡汉杂居的社会大背景有关之外,还与道教对少数民族的吸纳,以及地方民众“重功德轻种族”的造像理念有关。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明代皇室崇道与官制道教的发展——以四川绵阳云台观为线索的考察

明代是中国传统道教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官制道教与国家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由于皇室对道教的大力推崇,官制道教在明朝的发展仍然保持着较大的韧性。四川绵阳云台观是所谓的真武大帝道场,宋元时期开始打造,到明代成为皇家道观。云台观的建筑经历是明代官制道教生存境况的一个缩影。万历皇帝两度遣使颁读御敕、先后赏赐《道藏》、发内帑以培修、赐象笏铁钟等行为促使云台观于万历时代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而藩王作为皇室在地方上的代表,他们对宫观建设的厚礼布施,亦是云台观能够声名远扬的重要推力。明中叶以后皇室对道教的支持力度趋弱,伴着社会转型的大势,皇家宫观开始没落,官制道教逐渐式微,道教朝着民间化与世俗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民族学视角下东北铁刹山“黑妈妈”信仰的道教文化考察

辽宁铁刹山“黑妈妈”信仰极具民族特色,不仅融合了满族特有的地仙信仰,同时也蕴含着许多道教文化元素。铁刹山“黑妈妈”信仰的道教文化蕴含于信仰源流、供奉神祇、庙宇布置以及祈福仪式之中,其中,庙宇布置包括庙宇结构和图腾符号;供奉神祇包括道教神祇和地仙;祈福仪式包括祈福礼仪和祈福日。同时从历史文化内涵的角度对铁刹山“黑妈妈”信仰的深入考察,发现其对民族交流和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