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仙传的考验叙事

考验的具体内容随着道教理论和实践的推进不断丰富:首先,在神仙信仰的初建阶段,考验的核心是信仰虔诚度,以长生与死亡的对决最为典型;其次,伴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进程,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成为伦理考验的重要内容;再次,在宗教制度化的要求下,修道者必须严格遵守宗教禁忌。考验是道教仙传用以传达修仙伦理的必要情节,具有深厚的宗教意蕴。在内丹理论背景下,对人性弱点及修为的考验成为新的关注点。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三曹乐府游仙诗道教仙传叙事的文学意义

作为建安诗歌的组成部分,曹操《秋胡行》、曹丕《折杨柳行》以及曹植《飞龙篇》虽在创作背景和撰写时间上各不相同,但均以“人仙遇合”为故事构架来参与文学演绎,在乐府游仙诗中显得别具一格。以上述作品为中心,可见三曹乐府游仙诗从两汉的“刻画神仙形象”“描摹仙界场景”走向“叙述遇仙故事”,让帝王贵族的“求仙”意识尤其是“咏怀”经验得以个性发挥,由此提供了更多的启发性和可能性,推动了中古游仙诗的发展进程。三曹乐府游仙诗之所以出现道教仙传叙事,除了受到战国两汉以来神仙思潮的影响,还缘于道教传记知识体系特别是综合性仙传《列仙传》反复渲染的神仙故事,为相关创作提供了宗教基础和叙事范型,其文学意义则是为证实道教小说的演进历程做出了特殊贡献。乐府游仙诗与道教仙传叙事的融合共生,非常适时地发生于建安时代,此或是文学史与宗教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女仙与女冠:道教仙传中的修真女子群像

道教史上的女仙群体形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道教吸收先秦神话、宗法宗教及民间信奉的众女仙神,并融摄历史上修道有成的诸多坤道,形成了以西王母为尊、以上清派为主的女仙谱系。本文在勾勒女仙神谱全貌的同时,着重刻画了女仙中的杰出女冠。透过她们由凡入圣的事迹,可以一窥道教神仙世界修真女子的风貌与精神。笃信太上之道的女仙与女冠以传道教化、扶危救厄、行善济世、艺术创造等各种方式实践大道之真善美。

儒道同源:早期道教仙传中两性关系故事的发生学解读

本文意在揭示早期道教仙传中超越伦理规范的两性交往主题与儒家两性禁忌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阐释两种观念背后所遮蔽的原始先民的生殖经验和集体记忆。文章的第一部分通过解读两性交往的道教仙传故事,归纳出此类主题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通过对比与第一部分性质完全相悖的儒家两性伦理禁忌,逐步追溯其可能存在的源头——原始仪式中带有节令性特点的两性禁忌规则;第三部分阐释两性禁忌规则的弊端以及由此催生的偶合庆典仪式。最终指出这种仪式和相关神话与道教仙传故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魏晋南北朝西王母信仰的三个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信仰与汉代相比成减弱的趋势,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文人创作的小说中、道教的仙传中以及墓葬出土的铜镜与壁画中,都还能见到西王母信仰的存在形式。不同的存在形式实际是不同信仰体系的外在表现,文人创作和墓葬出土实物承续了汉代以来民众对西王母长生特质的追求,而道教的仙传系统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许真人拔宅飞升》杂剧刍议

《许真人拔宅飞升》杂剧取材于宋元以来的许逊题材道教仙传,其与《十二真君传·许真君》、《青琐高议·许真君》等小说在故事情节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故事组合过程中,杂剧既保留了许逊斩蛟的经典情节,也增加了民间道教金丹、符箓、斋醮等道法与宗教仪式,以通俗的形式演绎道教仙传,宣扬神仙道法,达到神化许真君形象的目的。同时,在这部神仙道化剧中,通过戏谑的故事情节透露出的明代万历年间的衰亡之音,值得研究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