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青年女性主体性——基于云南吊草村的道路人类学研究

流动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相互构成的。本文讨论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移动系统变动对于女性流动方式和特征的影响。通过道路民族志研究,展现大理吊草村道路基础设施与生计模式的演变过程,厘清在道路影响下当地移动系统的变化和性别流动空间的重组,分析村庄现代女性主体性的重新塑造。研究发现,吊草村发展环境中道路移动系统的变迁所引发的实际上是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青年女性流动方式和主体位置的重塑。在道路人类学视域下研究青年女性的流动,是将社会发展系统与性别主体性联系起来,有利于从更加综合的视角理解二者概念构成的实践关系。

道路与空间:贵州月亮山地区的道路人类学研究

传统的月亮山地区相对与世隔绝,然而山区内部却有着自己的一套山路系统,这套系统与当地的社会秩序相关:山地民族在山路要枢盟誓,形成栽岩组织。现代公路进入月亮山地区后,尤其当公路穿过山地聚落时,路边空间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资源。与此同时,国家话语、资本话语、灰色经济话语充斥其中。这些话语在路边空间竞相角逐,塑造了新的社会空间,进而形成了空间生产(productionofspace)。

流动与聚合:泰国中部一个多族群社区的道路人类学研究

在长时段的时空中,泰国的农村社区是在闭合和流动之间不断再生的社会空间。铁路促成了多族群社区的形成,与公路网发展成熟相伴的全球化则加速了社区人与物的流动而与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相关联。道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博物馆、职业灵媒等新的文化事项突破了传统的社区、城乡、族群、国家的区隔,成为人群及身份流动的新引力。对于身处其间的人群来说,借助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互动,信仰、观念、身份不断地流动、混合与转换,并不存在绝对的泰国性和华人性,而这种经由道路展开的流动性恰是泰国人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包容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动力。

道路人类学视角下成昆铁路上的“小慢车”:彝族人流动的生活空间

成昆铁路线上在大凉山深入运行的“小慢车”是沿线彝族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交通工具,被当地人称为“出行的公交车”。在此,选择5633/5634次列车内较小的空间单元——车厢作为研究对象,用民族志的分析方法对这一较小空间单元的空间结构、该空间内彝族人的“好面子”与“厚脸皮”以及车厢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进行了深描。铁路沿线的彝族老百姓将彝族传统社会中固有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整体移植到“小慢车”这一具有现代性意涵的流动空间内,从而使得“小慢车”这一空间内不仅渗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呈现了沿线彝族老百姓的生活样态。

“地层图式”的道路人类学研究——路学应用于村落研究的尝试

当一整套政治理念、经济计算、文化符号嵌入于道路之中时,道路便成为可供展演与互动的实践空间。任何一条特定的道路都并非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而存在,乡村充分利用道路的可塑性特征,模仿外部世界的标准及模式改造与修复道路,促成道路形态不断发生变迁,道路的“地层图式”在此过程中不断层累而成。在延续既有村落研究的基础上,将道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开展“地层图式”的道路人类学研究,是道路研究与村落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地层图式”的道路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一个纵向的时间概念,对不同时期的道路图式进行对比研究,还要有一个横向的空间概念,在某个空间截面把握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道路空间的文化塑造:路学视角下的云南会泽铜商古道研究

云南会泽铜商古道为服务于清朝康乾年间的铜运贸易政策开拓,因其地理优势与资源禀赋成为国家与地方联结的纽带。政策往来与经济贸易的共同作用又从空间维度形塑了会泽的地方文化。以道路人类学为视角,本文剖析了铜商古道文化空间的历史源流与构成,正是路与城市、乡村的串联组成了“两点一线”的文化空间。路的动态性延续到空间中,提供了维系文化空间的特质,使之直到今日铜商古道的社会生命依旧以有形之路与无形之路发挥独到作用,并行不悖于现代交通体系中。

心灵的亲证:中国艺术人类学探寻历程

当代人类学美学是“文化学转向”在美学领域的一个直接成果,郑元者等学者的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该研究以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的学术导向,立足于艺术起源学和民间文艺学课题及其基本结论,展开了全面系统的人类学美学研究,并形成了图腾艺术与艺术起源学研究、民间文艺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美学的人类学重构和实验性写作研究等系列研究链,从而建构起一条独具特色的人类学美学研究之路。

法治中国道路的价值逻辑问题

现今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知,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的法治诉求逻辑,尚处于总体模糊的迷惘状态。跳出现代性法治理论设定的价值立场,从更为现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为普遍的一般规律着眼,是探求中国法治道路价值逻辑的关键。由基本价值共识凝成的法治框架已经确立,通过对其历史、实践维度的适当强化,'法治中国'的道路阐释可有更完整的价值框架。

道路、发展与认同——滇藏公路与奔子栏藏民国家认同的构建与维系

以滇藏公路和奔子栏社区作为个案,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筑路动机和主导筑路的力量,以及筑路对沿线奔子栏社区影响地考察,来讨论公路建设对于加强云南藏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道路各民族间社会文化交往、实现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整合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并进而延伸讨论边疆民族地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认同建构之议题。国家认同的构建、强化和维持是一个长时段的系统工程,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在不同时期其影响因素又各有侧重。现代公路是一个集经济开发、物资运输、军事通道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其本身所蕴含的能量能够对形塑道路沿线社区民众国家观念发挥重要影响。

路的社会生命与空间实践:人类学视野下的川黔古盐道

川黔古盐道是川盐入黔、销黔的重要通道,其从以食盐为核心的物资运输与商业贸易通道向线性文化遗产廊道的社会生命形态转变和延续,体现了古盐道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川黔古盐道社会生命史的演进与生计策略、地方治理、文化表达等空间实践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张力形构了古盐道的形成、发展、衰落与重生。现代文化遗产运动和文化经济发展将赋予古盐道在新的社会生命阶段更多符号意义和实践价值,推动古盐道实现新的发展。

人类学如何研究道路?——道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道路作为基础设施的物质存在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在于往返于道路之上的人与物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文化,与道路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任何人显然都没有办法将自己与道路完全割裂开来。通过梳理既有的道路研究可以发现,道路并非只是一项纯粹的基础设施,人类学家更愿意将其放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借以考察道路背后的政治隐喻、权力技术、空间实践以及文化表达。回顾和反思既有的道路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道路以及与道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

川藏公路与鲁朗社区的旅游中心化

以川藏公路和鲁朗社区为例,基于田野调查以探讨旅游语境中道路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分析道路变迁对沿线地方社区产生的影响,以及边缘地区如何借助道路变迁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借此寻找偏远社区去边缘化的基本逻辑。认为旅游发展背景下川藏公路实现了意义转变和功能重构,道路与社区的关系因而引申为景观空间乃至发展中的共生关系,社区被纳入道路旅游空间,实现旅游联结,推动社区从被动卷入向主动参与、从单向发展向多元现代化的转变。鲁朗社区也依托重要道路而进入国家政策话语中并构建政治联结,边缘社区借助川藏公路而实现"旅游中心化"及去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