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而道问学”:传统儒学知识伦理论

中国古代知识伦理学相当发达,突出表现在对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把握上。儒家对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儒家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最为全面的阐释。总体上讲,儒家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回答是:知识与道德是统一的。这对于我们当今处理好科学技术与道德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土生命教学思想初探

当前我国流行的生命教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移植照搬色彩浓厚,缺乏对本土生命教学思想的关注。《中庸》作为儒家表达性命之学的经典著作,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生命教学思想,具有本土生长性,适应本土性,实践操作性等本土教学论的典型特性。《中庸》的生命教学思想精辟地表达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从方法和内容层面简练地展现了儒家生命教学思想的精髓。深入挖掘《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生命教学思想,对构建我国本土特色的生命教学理论和解决当下我国生命教学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尊德性而道问学:21世纪医学教育的价值走向

分析了高等医学教育存在着的“重授技轻育德”问题 ,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 ,论述了医学教育应坚持“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必要性 ,并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 2

《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疏解

本文在经学的视野下以思想史发展为线索,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做了疏解,指出《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正式形成了儒家内部德性与学问的二元张力,延续至今。"尊德性"与"道问学"原本是统一的,可是后儒在不同时代的诠释中各有创建,也各有偏向,到南宋鹅湖之会达到了高峰,后来一分为二。宋代"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明代以"尊德性"为主导,清代是"道问学"为主流,百多年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断裂,今日中国学界总体上是偏于"道问学"。笔者注重思想史上整合"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理路,认为应该以中和之道来化解"尊德性"与"道问学"张力,寻求二者的整合,为今天一些歧异提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智慧。并提出了精英与大众结合、官方与民间结合、体制内与体制外结合来复兴中国文化的思路。

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论蕺山学派格物思想的哲学义蕴

学界向来视阳明学为尊德性之学、朱子学为道问学之学。但其实在阳明学派内部也有独特的道问学开展途径,蕺山学派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即为其中代表人物。其理论开展途径有三个步骤:(1)针对江右王门与王畿的辩论困境,刘宗周提出物至善无恶说,确立物的本体论地位,以保障心体的真正安立;(2)刘宗周提出气一元论和诚意说,把人引向更为广大的天地自然秩序,为物至善说奠定哲学基础;(3)黄宗羲通过诠释其师门学术,实现从性命之学向经史之学的学术转型。

“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朱熹教育思想新论

宋代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朱熹的教育思想重在"道问学"而陆九渊的教育思想重在"尊德性"。这是混淆朱熹的哲学建构与教育实践而导致的误解。朱熹哲学固然以强调客观知识的探索为理论特征,但其教育思想却始终坚持知识和德性的内在统一。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儒家“道问学”精神的延续——兼论戴震对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继承超越

由朱熹的“格物致知”,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返身内求”,再到戴震的“察分理”,儒家的求知理论在发展中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朱熹试图努力将原始儒家的“道问学”精神以及“格物”之路推延下去,但结果却是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精神及“内求”功夫的崛起。明清之际,戴震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但在批判之下却恰恰接续了朱熹的“格物”理论,并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思想的深入发展。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尊德性而道问学”——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比较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为宗旨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修养论来源、内涵及地位存在差异,并直接导致朱陆易简与支离的教育方法、践履与讲学的教育内容,以及禅学与俗学的门户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只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并未丧失儒家的道德本位立场。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尊德性与道问学:纪念朱陆鹅湖之会84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尊德性与道问学：纪念朱陆鹅湖之会84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21日至22日在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中国书院学会及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海内外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朱陆之学与书院文化两大主题开展相关学术交流。学者们尝试打破陈规，扩宽视野，交叉融合，拓广中国哲学乃至传统文化研究新领域。此次会议除采取传统的论文发表与讨论外，还创新性地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就朱陆之学与书院文化进行了两场次学术会讲辩论，使学术研讨更加活跃、论题更加集中。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道问学”的认知精神:乘舆者,抑或舆隶——余英时清代学术史观的几点疑问

余英时在清代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内在理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思想,但这一思想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被过分强调了,虽有所见,然亦有所失。余英时在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处理"尊德性"与"义理之学"、"道问学"与"考据之学"的复杂关系时,纠结缴绕,《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价值诉求亦未能达成。

朱陆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关系之争

“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是朱熹与陆九渊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主要争辩之一.此争辨主要集中在道德知识怎样转变为道德品质,这本身即为德育教育的重要问题.对今天怎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道问学”:王国维“学术独立”论与儒家心性传统的知识学关联

王国维的乾嘉考据造诣为世所公认,但一般用来指称其考古学、历史学诸领域取得的成就,至于此知识背景和治学方法与他从事美学研究有何干系,似毋庸置喙。实则正是与儒家心性传统的密切知识学关联,才促发王氏接受西学过程中,进一步锻造了与当时维新派截然不同的学术判断力,以"学术独立"论的卓然远见,划定了现代美学不同于西方亦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性陈述。就其知识学路径的拓展方式和深层思维结构而言,是对儒家心性传统的曲折延续和迂回发展。其间令人深思处在于中西学术沟通过程中发生了断裂和转变,由此产生的不同学术范式融合问题实则相当深刻而复杂,如何塑造作为"方法"的中国美学,现代美学可启来者。

谈陆九渊、朱熹“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兼论红与专

朱熹集理学大成,陆九渊乃心学鼻祖,时代相同,双峰对峙,都深远地影响着尔后历史的进步。然无论是朱熹以“理”为本体,“理”派生世界,还是陆九渊以“心”为本体,“心”幻化宇宙,在哲学上说,二者都是头脚颠倒的唯心主义。所不同的,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在他看来,识“理”先得接触事物,说“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