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活世界”的建构 建筑遗产价值观的转变与建筑遗产再生

文章指出建筑遗产保护与再生均为一种"实在于世"的建筑遗产"进入世界"的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的主体、对象与目的在二战之后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使得建筑遗产保护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生了"通货膨胀",也使得建筑遗产再生成为一种潮流性的显性活动。

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

在今天轰轰烈烈的遗产运动中,各类传承和保护主体纷纷登场,除了传统的民间的传承人之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学者、商人、新闻媒体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这场博弈,与数字化技术同步进入这场运动的还有一类新型主体,那就是"数字传承人"。他们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播、生存和发展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们的数字传承活动,使文化遗产从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

遗产的生产:民俗文物生命价值的重构

民俗文物一般被定义为反映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与历史文物相比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地位,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对滞后。该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反思,指出民俗文物是一种生活文化遗产,传统上以"物"为中心的静态展示方式无法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意义。博物馆应当以游客体验为中心,在遗产的生产和发现过程中,重构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为遗产创造新的价值,焕发遗产的"第二次生命"。

上海西郊农民画产业化发展的可能性——基于经济民俗学认同性经济的理论探究

基于经济民俗学认同性经济的理论框架,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现实语境中,为回应、解决上海西郊农民画产业化发展何以可能,即要探究西郊农民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认同性积淀及其认同性在当下消费市场中的内涵表现。西郊农民画自开创伊始建构的政治认同、艺术认同、乡土认同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初叶而臻于顶峰。随后在西郊的城市化进程中,又迅速遭遇断裂、消解,直至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运动的开启才获重构契机,并被赋予新的意涵。西郊农民画曲折演进、积淀至今的认同性的具体内涵,在当下消费市场中有三大面向:由西郊农民画最鲜明的艺术认同出发,可发掘其原真性、稀缺性、独特性、审美性、参与性、衍生性及保值性内涵;由西郊农民画最本质的乡土认同出发,可发掘其历史性、趣味性、现代性内涵;由西郊农民画最坚实的政治认同出发,则可发掘其实用性和思想性内涵。

文明交流对话视野下世界遗产的生产:以陆海丝绸之路为例

世界遗产的生产体现了权威遗产话语的重要特征。但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咨询机构评估意见的大规模改动,世界遗产的可信度遭到了质疑。通过梳理UNESCO近年来发布的文件与推动的项目可见,世界遗产应在推动文明对话、合作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陆上丝绸之路的跨国申遗体现了国际社会的相关努力,但该项目的生产仍然没有摆脱权威遗产话语的窠臼。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在世界遗产生产中的改革,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遗产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运河船民的文化亲密性与活态传承实践

通过对运河船民的民族志研究,展现和提出运河船民文化的三个面向及其保护实践,即:日常生活方式、运河水环境文化和遗产活态保护实践。调查发现,运河船民被排除在遗产保护的实践主体之外,而且运河船民对于作为遗产的中国大运河缺乏"文化亲密性";另一方面,作为与运河关系最为密切的船民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是"运河文化带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可践行"后遗产时期"运河遗产"活态文化"保护实践,更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把包括运河船民在内的核心社群纳入运河遗产保护的实践主体,才能实现遗产的可持续性保护目标。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

随着西方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制造文化”成为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新兴话题,而传统工艺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也得到关注。论文以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研究发现:蜡染生产是一种具身性、物质性、地方性和关系性的实践。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和线上等不同空间,手工艺人的身体是蜡染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具身练习提升蜡染技能,并充分发挥能动性对产品进行创新,同时制造实践也引发了手工艺人正面或负面的身体体验;蜡染生产流程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引导着手工艺人进行“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地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蜡染的生产实践又塑造地方的身份和特性;蜡染生产不仅是手工艺人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同时通过对手工艺人的身体技能、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也有助于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提供更具关怀性的保障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遗产化反思

遗产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化主要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遗产化会带来遗产及其生产与地方性(或所处社会)之间关系的扭曲。经受着去地域化的遗产,即使与其地理空间上的源起地保持着联系,也还是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一定会以牺牲某些成分为代价:特别是对于其持有者和施行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他们自身都发生了改变。以上两个维度一个是外部视角,一个是内部视角。这两种维度将全球和地方这两种层级结合起来,使两种层级互相定义对方,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本真的幻想"。这种"幻想"成为遗产化进程的事实基础。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新类他者

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保罗·拉比诺一改经典民族志的书写传统,带着后现代的反骨把人们带入了摩洛哥田野的台前幕后。尽管曾经作为法属殖民地的摩洛哥社会与中国国情不同,但拉比诺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田野之问仍有温度。因此,论文意在透过拉比诺的"眼镜"审视诸如当代、他性、文化遗产再生产等问题,使其在当下的田野时空中被激活;进而,将非遗运动中形成的"新类他者"作为一个现象级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视点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