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立法进程(下)

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范。在该项法律规范的实施中,知识产权议题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知识产权议题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上围绕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中的知识产权议题积极展开了讨论和立法活动。然而,鉴于南北双方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核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国际社会还未就此达成全面共识。尽管如此,在有关国际组织内已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将为日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的通过奠定坚实基础。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立法进程(上)

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法律规范。在该项法律规范的实施中,知识产权议题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知识产权议题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以来,相关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上围绕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中的知识产权议题积极展开了讨论和立法活动。然而,鉴于南北双方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核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国际社会还未就此达成全面共识。尽管如此,在有关国际组织内已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将为日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范的通过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中药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困境及优化路径

中药遗传资源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和卫生资源。随着各领域对中药遗传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提高,中药遗传资源的生物剽窃越来越频繁,已经对我国生态安全和人们生命健康权益造成威胁。然而,我国《专利法》确立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以及利用合同机制实现中药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均有欠缺,不能有效应对生物剽窃问题。因此,为维护我国权益,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国,应当参照上述国际条约确立的法律规则并根据我国国情制定或完善国内相关制度,相关举措可包括将来源披露作为专利授权的形式条件,扩大披露的对象和范围,并对不实披露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明确中药遗传资源权利主体,并引入公权力对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予以“监测”,以保证公正、公平的惠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