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民法典 继承编》中应规定遗嘱解释规则的探讨

如果我国将来的民法典设置有"总则编",可以在总则编中规定法律行为解释的一般规则,在继承编中规定遗嘱解释的特殊规则。遗嘱解释规则立法最关键的内容,是要确立遗嘱的主观解释规则;至于遗嘱外证据采用规则,只要遗嘱内容存在歧义,就可以采用遗嘱外证据证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立法对此不作出相反的限制性规定即可。

遗嘱解释规则研究

随着我国遗嘱继承纠纷增多,争议标的增大,遗嘱文本的解释问题在司法实务中越来越显得紧要。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的解释规则是笼统而含糊的,以致实务中法官对案涉遗嘱所作的解释,其合法性、妥当性常遭当事人质疑;事实上法官武断地解释遗嘱、曲解遗嘱、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形并不少见。本文对遗嘱解释的特点及国外立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提出并建议我国在《民法典》中规定遗嘱解释规则:拯救遗嘱效力规则、文义解释规则、整体解释规则、错误不害真意规则、遗嘱外证据有限适用规则,并提出相关法律条文建议。

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谈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一个古代遗嘱解释纠纷案的启示——遗嘱人真意是如何发现的

"何武断剑"一案是我国古代遗嘱纠纷的经典案例。文章介绍了"何武断剑"案发生的历史背景,该案案情及判决,同时通过对该案判决的分析,探求何武是如何发现遗嘱人真意的,进而以此说明我国当今遗嘱解释规则问题。文章认为,遗嘱解释应当坚持形式与解释区别说;坚持遗嘱外证据的有限适用规则;遗嘱解释应坚持以文义解释优先。

浅析遗嘱解释规则的建构

我国民法典仅在总则编对民事法律行为解释作出一般规定,并无专门针对遗嘱行为的解释规则。文章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分析,指出总则篇一般解释方法适用于遗嘱解释有足不适履之嫌。在对德国民法典遗嘱解释规则考究的基础上,提出建构我国遗嘱解释规则的必要性和建议。

遗嘱解释的三个问题

遗嘱解释以探求遗嘱人内心的主观意思为目的 ,遗嘱生效的形式要求与遗嘱解释活动相区分 ,从而一方面满足了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达到了遗嘱解释的目的。遗嘱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补充遗嘱漏洞的常见方法是类推补充与法律推定补充。

信托法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成文法:英国1540年、1542年遗嘱法——对英国公元1536年《用益法》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英国 15 36年《用益法》的颁布奠定了近现代信托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而英王亨利八世在 15 4 0年和 15 4 2年颁布的两个遗嘱法从广义上讲是《用益法》的重要内容 ,对《用益法》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因此也是研究信托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对这两个法案的研究将会弥补我国外国法制史和民法学界对信托发展史研究的欠缺。

库流斯案件评析

公元前93年发生的库流斯案件的两造分别由法学家谢沃拉和演说家克拉苏斯代理,前者主张字义说,导致主张遗嘱无效,适用法定继承;后者主张真意说,大胆补充遗嘱的漏洞,维护遗嘱的效力。后者胜诉,表明古罗马的遗嘱解释已从严格解释走向衡平解释,也表明罗马律师中演说家派对法学家派的胜利。这个案件由于其包含的丰富意义,在历史上引起了长久的众多讨论。该案的要旨对于处理我国的遗嘱解释问题也有借鉴意义。